8月1日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讲了很多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批评彭德怀是“经验主义”， “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 “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你根本不大懂。”
庐山会议上的这种批评，深深触动了彭德怀。理论修养是他的“短腿”当时，他痛心地承认，在几十年的战争中，他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毛泽东在苏区时代赠送给他的列宁的两本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现在他决心要弥补他自幼就丧失的机会——读书。
在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想到毛泽东在8月1日的谈话，决定先从哲学开始。自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写了大量的摘记和学习心得。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心得笔记和大量带有眉批的书籍在1975年10月被“彭德怀专案组”以防止扩散为由销毁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从今天还留存的一篇哲学笔记看，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评价很高。他曾指着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对奉派来辅导他的党校教员说：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很大贡献。
彭德怀仔细学习了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书页上写下了许多批语。这本书现在作为彭德怀的珍贵遗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吴家花园离北师大较远，她只能平时住学校，星期六回家。周末常来吴家花园的，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和几个已牺牲的老战友的家属。尽管他们的到来使院子里有了生气，但大家的心情沉重，很少有欢愉的气氛。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园内便显得分外冷清。彭德怀上午学哲学，下午看报纸文件。报纸上的虚夸宣传和书中的哲学原理直接冲突，几乎天天登有醒目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 “实现全面大跃进”， “大办工业”， “大办钢铁”， “大办粮食”， “大办食堂”， “大搞副业”“大搞深翻”， “大办文教卫生”， “高速度万岁”……接近年末，则是丰收喜讯纷呈：《奇迹！奇迹！》彭德怀在庐山意见书中发出的警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打消耗仗，全面紧张”等等，一一被报纸文章驳斥。与报纸上继续鼓动“大跃进”的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一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卷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党员干部中那些敢于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失的人。他们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受到大会小会斗争。在农村，一批生产队长、农民党员，因反对高指标和高征购，也受到了批判。
吴家花园内的冷清与园外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搅得彭德怀心神不宁。在连续多日对《人民日报》上的虚夸报道和言论无法忍耐之后，一天，他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写下了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1960年4月6日下午，彭德怀在怀馨堂书房内，习惯地从一摞报纸中首先打开《人民日报》。
第八版几个大字跃入眼帘：《食堂之乐乐无穷》。这是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写的一篇通讯，描绘了平江一个大队食堂的情形。他仔细读下去：“春风徐徐，送来了阵阵歌声，阳春三月唱食堂，唱得心里乐洋洋，食堂之红赛杜鹃，我们住在天堂中……”他继续往下读去： “食堂门前，社员用雄健的笔姿写着这样一幅对联：”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温暖万人心‘。“这是以后贴遍全国的一幅名对。
彭德怀把报纸一推，狠狠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想象得出被砸了自家锅灶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的哲学——实事求是给了他勇气，使他用更坚定的目光去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倾”使本来已经存在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他满腔愤懑，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并没有给党和人民带来好处。他放下哲学，又埋头读了一个月的政治经济学，然后重读《中共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
看过一遍又一遍，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么会使得毛泽东这般震怒呢？眼前没有人可以倾吐心曲，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间事情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她的妻子：“你说说，我和毛主席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三十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帐，这样斗争？”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从庐山风云突变之后，浦安修就陷入悲伤与惶恐之中。从大学时代参加党以来，她勤奋地为党工作。她并不因为是彭德怀的妻子而稍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生活极其俭朴，和彭德怀堪称志同道合。她善良忠诚，对党、对毛泽东和中央各个领导人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彭德怀不和她谈自己的工作情况，她也从不过问。即使1945年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上受到不公正批判，她也不甚清楚其内容。对于庐山会议，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那份决议。为什么彭德怀的一封信会造成一场在她看来是天翻地覆的斗争，没有人给她做解释；而所有她能问及的人，都要她和彭德怀划清思想界线。她确实看不出、也确不曾看到彭德怀反党反毛泽东，她答复不了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她只有不住地埋怨彭德怀：“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她的抽泣与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和他一起在华北敌后度过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危险的岁月。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遭日寇合围，浦安修在山上露宿了3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见到疲惫己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活的呵！”解放战争中，她在野战司令部工作，随军转移，又备历艰险。以后每当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常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忠贞。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他的心情更加烦躁。有时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帐的那些问题，向妻子来说明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在绝对敬爱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来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 “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谈出去！”“千万不能谈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
20年相敬相爱的夫妻出现了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她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作检讨；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己。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悲苦地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她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她，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在他的血管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份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1960年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着。
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也是高级党校这个特殊学员的一篇特殊学习心得。
在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角落，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这个具有学者气质、同样是不屈从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识分子的思辩，继续从理论上批判以“三面红旗”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写下了直到他身后的第9 个年头——1985 年才全部公之于世的3篇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怀的《 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以下简称《 看法》）完全是军人气质的。也许因为它太尖锐、太直率，这份笔记从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后，在“文革”中一直秘存于彭德怀专案组档案中，没有 “扩散”。彭德怀在《看法》 的开始就提出“《决议》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对《决议》作了如下总评：
“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帐，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看法》忧虑：“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己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看法》联系实际，作了理论分析：“从1959 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看法》批评当时盛行的许多口号和做法，如：“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各种“大办”“大搞”……《看法》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此，他认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怀认为出现在报道中的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商店无人售货、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与穷队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在《看法》中，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在旁边批了八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又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在笔记中写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
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思想便不能平静。
彭德怀想起去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三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三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认为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怀曾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1960年1月，以产京西稻著名的挂甲屯，因为缺粮，居民把吴家花园墙外的榆树叶打去充饥了。这个景象使得彭德怀整日愁眉不展。
由于想起上述三篇文章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继续在《看法》中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 “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 “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