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8）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月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的同人刊物。”《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载《广场》，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页26。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刊物，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重新评价，在反胡风运动中，办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风“组织反动小集团（后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的“铁证”。这样一种对民间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鸣放期间开始受到质疑；江苏的高晓声、叶至诚、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开始行动，筹划创办《探求者文学月刊》，明确宣布“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86。但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记忆犹新，大多数人还是视同人刊物为“异端”，不敢问津。现在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这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国的敏感地带办同人刊物，自然会引起许多的疑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9）
而且发起者还不讳言，他们要与团委领导下的《红楼》“对着干”。《广场》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主编张元勋（他刚刚与《红楼》的大多数编委发生思想上的分裂）这样解释说：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是红楼，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它是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北大团委、学生会办了《红楼》，我们就办《广场》。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0。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对着干”，在许多人看来，其目标自然就不只是对着《红楼》而已，它的难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在国家、集体垄断了一切资源以后，本来就断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况这些年轻人几乎是身无分文。据陈奉孝回忆，他和谭天荣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4。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得向师长求助：马寅初校长本已同意资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罢；几位教授（傅鹰、吴组缃等）因对学生的意见存有怀疑，且经济并不富裕，也未解囊。万般无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学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壮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来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学预定了1786份杂志，共付款357元，个人捐款与借款则有486元，加上后来《广场》（油印本）售出400本，获资40元，共计约883元，这在当时也勉强可以支付购买纸张、制版、油印的费用了。洪成得：《广大同学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当然，最“可疑”的，还是《广场》组织者、发起人：他们全是校园内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这些校园里的激进人物是分别聚集在几个论坛上的，著名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数学系学生）等人的“自由论坛”，刘奇弟（物理系学生）、崔德甫（中文系学生）的“百花坛”等，还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谭天荣（物理系学生）、王国乡（中文系学生）、龙英华、叶于胜（哲学系学生）等。由于他们总体上都处在孤立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并因此于5月29日成立百花学社——这几乎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未经请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学生社团，同时决定创办自己的刊物，后又联合了因《是时候了》一诗而在全校很有影响的张元勋、沈泽宜，以他们为正副主编：这就是《广场》的由来。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的一个大本营”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问题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与主张。在由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广场发刊词》，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20。在同样表达了《广场》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声称以“五·一九”为开端的运动，是一个“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7。。
这里，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具体地说，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广场发刊词》，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20。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0）
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收入《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刘绩生：《诗人颂（诗人是指我理想的人）》，收入《右派言论汇集》。——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这或许正是1957年中国校园里的“广场诗人”的自我写照与自觉追求。
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 。 想看书来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1）
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1。。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联###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
于是，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