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
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余光清：《〈广场〉反动小集团在校外的阴谋活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这当然为当时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因此，当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厂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勋等人。参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厂全体职工”与“丁虹远”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3期。——《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四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5。。
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500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
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子的总指挥部”。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广场》编委会成员无一不受到严厉惩罚：张元勋（主编）、陈奉孝（编委）、刘奇弟（编委）等被捕入狱，沈泽宜（副主编）、王国乡（副主编）、崔德甫（副主编）、张景中（编委）、龙英华（编委）、叶于胜（编委）、李燕生（编委）、张志华（编委）等均被送交劳动教养，长达二十余年。以上《广场》编委会名单，据赵光武：《〈广场〉群丑》，名单上的编委还有：袁橹林、樊启祥、李亚白、梁次平等。赵文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刘奇弟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至疯，冻饿而死（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的还有西语系助教任大熊）；另外两位《广场》的积极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学生）、张锡琨（化学系学生，他曾参与《广场》油印工作）先后在监狱和劳教农场被枪毙；被枪毙的北大右派学生还有黄宗羲（哲学系学生）、顾文选（西语系学生）；还有一位在万人批判会上被点名为“《广场》幕后支持者”的贺永增（西语系学生），也在狱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杀。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11—513。《广场》力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2）
（四） 《红楼》第4期：“左右开弓”的尴尬
1957年7月1日《红楼》第4期出版，距离第3期的出版时间5月4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历史的骤变：从5月19日的北大民主墙的开辟，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不但外在形势急剧动荡，每一个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灵的激荡更是空前的。校园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经历了思想和人与人关系的分分合合。如《红楼》编委张炯、谢冕在其发表在第4期的《遥寄东海》里所说，“在这里，人们的心排着队走过”。但到编辑这一期，形势已经明朗，特别是6月16日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报告，对右派提出警告，标志北大“有组织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洪成得：《广大同学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以后，《红楼》自然也必须投入到反右运动中。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编者的话》——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帮助她改掉缺点！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保卫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着助党整风的招牌，高喊：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要组织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内的“百万大军”，“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红楼》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法保持它的平静！为了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痛击右派分子，这期特辟“整风运动特辑”。
我们拥护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主张“大鸣大放”！我们强调“齐放争鸣！”我们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深信，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红楼》将更繁荣，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这里，要投入反右运动，“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以“保卫党”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不仅是作为团委领导下的学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场，而且也是《红楼》的大部分编委的一个自觉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组织了“卫道者论坛”，因此，这里的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而且这也确实构成了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发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声：“‘共产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共产党’/我心里默念着这奇怪的名字，/却知道这名字对我的分量”，“党炼就了我一颗坚强的赤心，/教导我：它每次跳动都要响着人民的声音。/因为这颗心含过血的仇恨，/它对今天的生活更爱得深沉！”（任彦芳：《命运》）“我在我母亲的身边，也受过委屈，/但，我知道母亲对孩子的心意，/恨铁不成钢，是为了让我成长，/母亲打骂错了，怎能怀有敌意？∥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剜掉病疮，只能轻轻地，和风细雨，/让我们一起清除母亲的病菌，/对投向母亲的飞刀啊，我们可要警惕！”（任彦芳：《绝不允许！》）“今天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凭着浴血斗争的经历/选择了共产党代表自己，/有谁梦想篡夺领导/我们绝不允许！”（吴畏：《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光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你带领着我们绕过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着你才有幸福！跟着你才有共产主义！！向左！向左！！向左！！！让马列主义的大旗在风浪中漫卷！让社会主义的号角在战斗中响彻云霄！正直的共和国公民们，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进行曲》）
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上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编辑对这期选登的《贴在墙上的诗》的处理，处处都显示了一种历史感。比如大部分诗都保留了写作或贴出的时间，这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3）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鲁迅全集》卷6，页446。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而且看来《红楼》第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载《红楼》第5、6期。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
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该文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4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张建：《什么倾向——评〈遥寄东海〉》，《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4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遗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在这份检讨中，还特意说明了一个情况：此期刊物是6月初编辑的，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尽管已经发表，但反右运动并未全面展开，北大的反右运动如前所说，是6月16日党委书记作了全校动员报告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一切都还不够明朗。但因印刷制版等原因，这期刊物到7月1日才出版，形势已经大变了。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4）
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