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是红卫兵的狂热表现。”——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1980年代初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是更长远的，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里所说的“文革”的本质。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这一代人是不会遗忘的：一位竞选人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总有一种力量试图借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来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的竞选者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同样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在被问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毛主席确实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概念。他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主席有个人动机的可能，但不认为这是主要的”。
但论者所想要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在所写的《怎样评价毛泽东》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阶级，“但是他仅仅是说出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导致这个阶级产生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只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伙变了质的坏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这样的“不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整人运动”，大概就是论者所说的“落后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论者也这样指出，毛泽东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四清’运动自上而下地清洗干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干部，结果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
如前所说，在竞选人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6）
这表明，那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怀警戒的。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再度发生。否则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和他们的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在竞选人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正是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的“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盲从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物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沉重的教训之一”。他们又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在前引调查中，16名竞选人中有10人认为毛泽东尽管有严重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人认为毛泽东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1人表示“待研究”而没有正面发表意见。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决定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他强调，毛泽东紧紧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认为马克思创造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造反不是胡闹，而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着力点在革命实践，是一个革命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认识不充分。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又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看看1980年人们的思考与论争，是很有意思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7）
依然是16位竞选人，回答却有三种：一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有7人；二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有7人；三是“国家垄断社会”，有2人。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竞选者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里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目前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论者还同时谈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这大概也是论者的“社会主义观”。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思想者，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
《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二文，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结合”。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另一位竞选人也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特别有兴趣；正是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马、恩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竞选中很有影响。，他如此提出问题：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显然，在一些竞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8）
这样，1980年的北大校园里的这一代人在回顾、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竞选者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时髦，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而如前所说，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而且他们也正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 “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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