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展开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人性的弱点、人际关系中的弊端的批判（详见拙作《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如果不抱成见，就应该承认，1957年的北大民主运动既是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经济、政治改革的先声，是北大第三次辉煌的前导：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记得当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样可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在一个世纪中，能够先后三次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世纪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人心目、口碑中的崇高地位：几乎成了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象征与希望所在。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光荣”，北大及北大人似应以一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待之。
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这是正常的。我自己在近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了我所看到与向往的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这里也不再重复。所要多说几句的是，在我看来，下面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北大的三次辉煌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运动（或者以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前奏），而后者又是以大学里的学理的研究为其基础的——这一点，在作为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特别突出的，后来的两次于此有所削弱，这就构成了后面我将要说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培育的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置于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位置，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地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同时，这又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的前提的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与批判），而学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则是创造：不只是对他人（传统的与外国的）学术成果的介绍与阐释，所谓“拿来”与“继承”都只是创造的前提与必要准备，而不能代替创造自身；所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而是研究学理，能够提出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向、新方法……的开拓型的创造性的学者。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政治、思想传统，同时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前文所说的巨大影响，从而达到了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4）
但政治与学术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前述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也是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北大人，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面临着二者之间选择的艰难。蔡元培校长后来提出著名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实践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做过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校长的胡适，更是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建立健全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前，青年学生的干预政治，发挥其先锋与桥梁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不只是“牺牲学业”；学生干预政治是一种青春政治，本身即会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当年鲁迅先生就曾经针对由激情唤发起来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运动易于陷入“非理性”，而提醒“点火的青年”，一定要对群众“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更是一再地呼吁，不要“赤体上阵”，“虚掷生命”，对轻言牺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空谈》）。充满政治激情，而又毫无政治经验的、不成熟的年轻学生，在复杂的###中，是很容易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这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那据说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点火的作用的。现在已经清楚，这一切都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问题更在于，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北大人，甚至那些暴行的制造者的多数，都是怀着巨大的政治激情的。这是不是可以说，人的内在激情被唤起，如果同时诱发出人的本性中的恶，又陷入非理性的放纵，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呢？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从不同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我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北大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政治参与热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走向否认政治参与的另一极端；如前文所说，这种参与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要在这样的参与中注入更多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更要强调参与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怀疑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将大学的政治参与真正建立在学理的研究的基础上，等等。本书收入了有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部分回忆与反思，作为对那位贵州边城的朋友文章里的呼唤的一个响应；希望能够引起北大人与关注北大命运的朋友们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我们“走近”北大，就不只是观赏校园风景、闲听文人轶事，还能多少掀起点心底微澜；我这半个多月以来冒着酷暑编书的辛苦，也算是有了代价。
——但愿如此吧。
1998年8月23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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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1）
近年时有朋友谈及大学人文精神丧失，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我因此而想起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经过热烈讨论，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故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这一项，此议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项重要议案是拟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474—475。
此事发生在1912年，即本世纪初。处于世纪末的我们今天看来，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观”与“美育”，后果不只是“奇”而已，简直是埋下了祸根的。
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说的是，蔡先生提出的两项提案是有内在联系的，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君主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以为全国教育改革扫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报告开会宗旨时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国民与受教育者从“服从”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废止祭孔，自然是因为要避免思想“定于一尊”；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也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力于自身精神（人格、思想、感情、心理、审美趣味……）上的自由、健全的发展。蔡先生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根据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划分，将“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归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它是以“现象世界”为立足点，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追求“现世幸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在蔡先生看来，人除了现象世界的现世的追求之外，还有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彼岸世界”）的终极性的、理想的、信仰的、具有宗教性的精神追求。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论北大
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停留于现象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而必须“超轶政治之教育”，“进而提升实体观念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世界观教育”有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使（受教育者）对于现实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其）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唯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可以看出，蔡先生的“世界观教育”，是要引导受教育者悟“道”，进入形而上的、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浑然”境界，这与宗教境界确有相通之处。但蔡先生又希望能够摆脱宗教的独断，使人（受教育者）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进入宗教性的境界。为解决这一难题，蔡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他认为，“美感者……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它一方面源于现象世界，又具有“超脱”性（“全无利益之关系”）、“普遍”性（“人心所同然”），“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同时，与宗教的强制不同，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焕发起人的内在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为目的。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两大部分，前者是现象（此岸）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国家本位的，形而下的，经验的，相对的，偏于“术”的；后者是实体（彼岸）世界，超轶政治的，人的个体精神本位的，形而上的，超验的，偏于“道”的。两者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制约，渗透与影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表现了蔡元培先生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家与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统一，因而，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2）
但蔡先生同时又强调，“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也就是说，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世界观的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参看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有关论述）。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为教育与大学所下的两个定义上：“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在学问的研究上，他又主张：“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他强调的是终极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大学正是责无旁贷。在具体学科的设置与安排上，他明确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
前文所引最后一句“迄未实行”，说到了蔡先生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实中的命运：尽管人们以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从未完整地实行。——这恐怕也是中国一切先驱者的命运。正像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从民国初创立教育宗旨时，即已被阉割：只剩下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与德育的教育这下半截，而上半截世界观教育与美育则被腰斩了。这腰斩又意味着什么呢？蔡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就是说，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局限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尽管蔡先生仍是很重视这些方面的教育），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与专制时代或含专制性质的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完全走出其阴影。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常“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形而上问题的回避，导致中国宗教传统的匮乏，缺少终极性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致蔡先生所倡导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与超功利的美育，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更谈不上不变形地实现了。这正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难点吧。
我想，理清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这场历史的公案，对我们认识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是会有启示的，至少说明积弊已深，必须从根柢上，对教育的基本观念、宗旨——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中、小学校？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些原点进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漫说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