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没有权力因为自己是学生，或者凭借人多势众来围攻自己，他也绝不能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蔡元培的这一态度是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的。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普通的个人。当他和校行政方面把学生的过激行为宣布为“暴动”，并加以“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等罪名，不但未经充分调查，即以冯省三作为替罪羊而除名，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声明“曾否与闻”，并以辞职相威胁，显然是运用校长的权力对学生施压。据说他曾对校长室秘书章川岛说，他所以要辞职是因为“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这时他所要维护的就不是个人的人格，而是校长的权力与权威了。
胡适的反应很有意思。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北京。但事情发生后，他马上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少数学生”的“暴乱”，并且提出“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439。但私下在日记中，又表示校方“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是“毫无道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卷3，页856。在###平定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又进一步批评“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因此他希望从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注意了”。《在北大###平定后之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页445—446。他显然希望把###引向制度建设。据说后来他曾建议学生组织自治会，由各班代表组成众议院，以每系一人、每年级一人组成参议院，在北大内部实行西方民主实验，对学生进行民主的训练，以防被少数人利用。这是典型的胡适的思路。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实际主持校务的总务长蒋梦麟的反对，说搞什么参议院、众议院，学生就更要捣乱了。冯省三被开除后，曾经找到胡适求助，要求回校当旁听生，但遭到胡适的拒绝。胡适显然不喜欢冯省三，把他看成是暴乱分子。有的研究者说，胡适可以容忍弟子思想上的异端，却不能容忍行为上的过激，这大概是符合胡适的思想实际与处事原则的。
最有意思的是周氏兄弟的反应。我们说过，鲁迅和周作人无论在《新青年》内部，还是在北大，都是“客卿”，讲义事件本跟他们无关，在风潮发生过程中，他们也未置一辞，与胡适“非表态不可”的心态完全不同。但风潮过去，几乎所有的人——校长、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以为没事儿了，鲁迅却提出了问题。他在1922年11月18日，也即风潮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即小见大》，抓住这件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小”事情不放，追问不止：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这次风潮难道真是冯省三一个人掀起的吗？鲁迅提出了质疑。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这本是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鲁迅却偏要点破：这正是鲁迅不识相之处，也是鲁迅之为鲁迅。而且他还要进一步追问：“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其实，校方也得胜了——钱注），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满意了：校方满意了，维护了你的威严；学生满意了，达到了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就没有想到那作为牺牲者的冯省三，他个人的处境与痛苦。这正是要害所在：“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即小见大》，《鲁迅全集》卷1，页429。“散胙”，就是中国古代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为群众牺牲的人，最后反而被群众吃掉——“即小见大”，鲁迅从北大讲义风潮所看到的，正是这血淋淋的“吃人肉的筵席”。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辛亥革命中发生过，鲁迅因此写有《药》；现在，又在被称为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重演了，鲁迅的忧愤也就格外的深广。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6）
与鲁迅站在一起，关注被牺牲者的，仅有周作人。周作人关注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被忽略与遮蔽的作为真实的个体存在的冯省三。他后来专门写文章为冯省三这个“人”作辩护。他介绍说，冯省三是“爱罗先珂君在中国所教成的三个学生之一，很热心于世界语运动，发言最多，非常率直而且粗鲁，在初听的人或者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接触多了，就“知道他是个大孩子，他因此常要得罪人，但我以为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是山东人，据他说家里是务农的，五岁时，父亲就给订婚了，他是到北京来逃婚的，靠打短工读书，在北大预科上法文班，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还没有毕业。就是这么一个苦学生，闹讲义风潮那天，他还在教室上英语课，下课时听见楼下喧吵，去看热闹，不知不觉地就卷进去了，还以山东大汉固有的激烈，说了几句“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这样的带有煽动性的话，后来真谋事者都溜走了，他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就被校方与群众选作了替罪羊。周作人回忆说，冯省三曾很热情地问他：“周先生你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周作人回答说，你的缺点就是“人太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太相信性善之说，对于人们缺少防备”。《世界语读本》，《周作人自选文集·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18—119。无论是在蔡元培，还是在胡适的眼里，冯省三都是一个“暴徒”，但在周氏兄弟眼中，他却是一个有缺点的可爱的“大孩子”。在蔡元培将其开除，胡适将他拒之门外的时候，周氏兄弟写文章为他辩护是很自然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体的人，对于学生，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是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的。后来冯省三办世界语学校，周作人为他编的《世界语读本》作序，鲁迅不但应允担任学校董事，还免费教书达一年之久。有意思的是，蔡元培也担任了冯省三的学校的董事：当年他为维护校长的权威，将冯省三开除；现在大概是了解是非真相，又对他表示同情与支持，这也同样是很能表现蔡元培的为人的。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本来讲义风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为什么蔡元培和胡适都看得这么重，认为这是“暴动”，非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从以辞职相威胁，到向替罪羊开刀）将其压下去不可？这需要对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内矛盾这两个方面来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大学之性质”。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打破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在大学期间“植其根，勤其学”，打好基础，刻苦学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63—164。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他当然反对学生参与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游行请愿，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到我这儿来陈述，我会转告政府。你们不能随意上街”。但是学生们不听他的，还是去了。蔡元培于是宣布辞职。——在他看来，大学里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去管政治；现在学生不读书上街游行，校长管不住学生，是为失责，就应该辞职。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元培对北大的期待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但同时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91、171。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蔡元培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72。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文化范围内，期待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比如说有名的林蔡之争是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吗？显然后面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复杂的是，到最关键的时候，连蔡元培自己也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时，蔡元培一反常态，在1919年5月2日就召集学生开会，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起来奋起救国。当天晚上，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元培，当时的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情况万分危急，蔡元培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学生起来唤醒民众，于是当夜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紧接着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对学生行动不加阻挠，其实是鼓励学生上街游行，最后就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这把火是蔡元培点起来的，尽管这是违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学生被捕时蔡元培内心的痛苦，他显然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学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是辞职的问题了。良知与责任使他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当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蔡元培：《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90—191。但学生并不是可以要救国就去救国，要读书就立刻回来读书的，蔡校长再有威信，想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当时政府###即通令各校对学生要严尽管理之责，稍有不遵守约束者，应即以教训，不得姑息。蔡元培固然没有听从###的指令，但仍然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作为北大一校之长，他还有另一层考虑。据蒋梦麟回忆，他当时担心“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因为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收入《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125—126。。后来蔡元培离开北大，学生竭力挽留；当时他的老朋友也劝他不要回来，说现在学生“气焰过盛”，将来很难“纳之轨范”。张菊生致蔡元康函，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21。蔡元培自己则从大家的挽留中，发现事情似乎成了“有蔡元培就有北大精神，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精神”，校长个人的进退可以影响整个学校的存在与面貌，在蔡元培看来是不可取的。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学生的控制，二是着眼学校的根本发展，蔡元培感到了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和完备组织系统、规范的重要与迫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学校体制的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把学生拉回校园专心读书，不要总是参与外面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要加以制度与纪律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在五四之后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针，即要把北大引向学院化与体制化的轨道。这可能是必要与合理的，但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定，建立秩序的过程，也就必然要与学生发生一定的冲突。如前述蒋梦麟的回忆，他最担心的就是不易维持纪律，学生难以纳入规范。讲义风潮之所以引起蔡元培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且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乎能否维护他的校长权威，更关乎他的将北大，特别是学生纳入学院化体制的大局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7）
那么，五四以后，北大学生的状态如何，有什么样的动向与选择呢？
这里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蔡校长回来后，全校师生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也是著名的演讲家，一个叫方豪的学生，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
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
接着，他又说了一段话——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争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于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
这段话很有意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里显示了学生与校长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学生并非不理解蔡校长的良苦用心，也并非不能接受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只是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郑勇：《蔡元培：在“读书”和“救国”之间》，收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页65。表面上谁也没有反对“读书救国”，但校长强调的是“救国不忘读书”，学生强调的是“读书不忘救国”；校长要学生“回来”，学生却欲罢不能，因为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这就发生了学生和校长认识上的错位。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少数学生，大多数学生的状况，却是像胡适在讲义风潮发生后写的那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