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本褪恰霸僭煳拿鳌薄！缎滤汲钡囊庖濉罚逗饰募肪�2《胡适文存》，页558。这样一个思路，和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大体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后来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如何整理国故提出具体的意见，特别强调“专史式的整理”，而鲁迅恰恰是“治中国小说史”的第一人；胡适还强调“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14、15。，而在这两方面鲁迅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胡适始终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给以极高的评价，并且一再地为他辩诬，绝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胡适本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的是他那篇《整理国故与“打鬼”》。他说，为什么要提倡“整理国故”？“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7。和鲁迅一样，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精神病痛是有深切的理解的。可以说，在坚持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坚持最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这两个方面，鲁迅和胡适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点。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研究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就会发现，虽然鲁迅对胡适时有批评，但是胡适却至死都认为鲁迅是他的同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看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冲突，他们毕竟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人，并且都是将五四精神坚守到底的。
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他们也有不同。比如说到“打鬼”，对胡适来说，这是一个从西方盗来打鬼武器的文化英雄与传统文化中的鬼魂的一场打斗，是限于思想文化范围的批判和论战。而在鲁迅，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生命中的鬼气和毒气，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鬼气和毒气已渗透到国民灵魂深处，而且首先是自己的灵魂之中。因此，对鲁迅来说，要“打鬼”，首先是打自己心里的鬼，所谓“打鬼运动”不仅是学理上的争论，批判，更是灵魂的搏斗，生命的搏斗。鲁迅“打鬼”文章里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是胡适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在胡适那里，只是一种焦虑，鲁迅就充满了无以摆脱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同样是“输入学理”，在胡适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把美国的学理输入过来就行了：他对美国的思想文化、制度，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尽管胡适提倡怀疑主义，但他有两个不怀疑：一是美国，一个是他自己。而鲁迅，却是对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的。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就一方面输入学理，一方面不断提出质疑，是“信而疑”的。因此，胡适可以坚定不移地、不屈不挠地、信心十足地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去走。他从不气馁，他有一种自信；他从不动摇，他很坚定；他从不失望，他很乐观。而鲁迅则不能，他是一边走着，一边怀疑着，怀着深刻的悲观与失望地探索着前进。两个人都在坚守，胡适是充满希望的坚守，自有一种吸引人之处；鲁迅则是绝望的坚守，是一种“反抗绝望”的挣扎，更别有一番震撼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1）
鲁迅对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确实提出了批评，而且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已经是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口号的五年之后——这大概是鲁迅对胡适的言行“侧着头想一想”以后的结果吧。这很典型反映了鲁迅的作风：一种观点、口号提出来了，他不是立即作出反应，而要冷一冷，看看这种观点（口号）提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实际发生什么作用，再想一想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然后发表意见。这样经过静观默察得出的结论，就再也不改变，如果关涉大局，就必定扭住不放，一有机会就要点它几句。“整理国故”的口号就是这样从1924年开始成为鲁迅的批评对象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会上所作演讲中作出的，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5。
仔细看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鲁迅首先是把“整理国故”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当然与作为倡导者的胡适有关，但又包括了更广的范围，如鲁迅这里所说，既有胡适这样的“少年”，也有“老头子”，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这里所说的只讲“保存”而反对“求新”，就未必是胡适本人的意见；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察，这样的差异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实际意义与倡导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们讲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时，他并不关心与讨论孔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即所谓“原初儒学”的教义，而是着眼于“儒效”，儒家学说在中国产生的效果；现在，他又把这样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主张了。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适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样的“当代圣人”为自己的追求的。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整理国故”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与分析：“国故一名词，学者各执一端以相答应，从未有确当的定义。于是，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的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见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胡适的朋友陈源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动的唯一的人物”（这话自然有些夸张），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实，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写过文章，指出：“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国的旧说”，“整理国故”就“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他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强调“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抗”，而且会发展为“国家的传统主义，既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倾向》，《周作人自选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88—89。胡适当即写文章反驳，认为“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周作人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4、66。不过，胡适自己后来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的：“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4。他同时又写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也就为了作一弥补吧。但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鲁迅等提出批评三五年之后；而胡适公开承认这样的“可悲的现状”本身却是表现了他的坦诚，说明这确非他的本意，这里所发生倡导者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错位，真是“最可悲叹”的，这也算是胡适的悲剧吧。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2）
现在，再回到1924年鲁迅的批评上来。鲁迅的观点其实是很明确的：作为个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要“整理国故”，甚至要“读死书”，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拿“整理国故”作为一面“旗子来号召”，进而引导青年，以为“大家非此不可”——这正是胡适的要害所在，也正是鲁迅要加以辩驳之处：在鲁迅看来，它是会扼杀人的生机，并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的。
于是，又有了1925年“青年必读书”的事件。这本是由《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发的，在这之前，胡适和梁启超都分别开过关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的，至少是他对“整理国故”思潮的某一反应吧。他先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交了张白卷；但又加了一段“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卷3，页12。
鲁迅的这一意见在当时以至今日都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以此作为鲁迅“全盘否认传统”的证据，似乎是鲁迅的一大“罪状”。但如果仔细读原文，就不难看出，鲁迅在这里主要不是讨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讲过的鲁迅的基本命题“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延伸。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青年最要紧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僵尸”，是要“行”而不是“言”，这就必须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青年的生存发展的角度，他对“中国书”与“外国书”对青年人的精神的影响与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而他认为中国书总是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却并非一时偏激之言，而是他长期考察、思考的结果：大家该记得，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对中国文化就有过不“撄人心”的概括与批判。《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1，页70、71。这更是他最为痛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记忆；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1，页302、301。——可以看出，鲁迅不是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更不是把自己当作“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是将心交给青年，把自己痛苦经验告诉年轻人，不希望曾经纠缠自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古老的鬼魂再来纠缠年青的一代，期望他们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自己与前人的新的路来：他依然坚守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卷1，页135。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他担心，如果号召青年人都读古书，钻到故纸堆里去，而青年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进去了”却“出不来”，被故纸堆所俘虏，就可能由“活人”变成“僵尸”：对此，他确实有“大恐惧”。
后来，鲁迅又把这种鼓励青年钻故纸堆，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倾向概括为“进研究室”主义，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在1925年的《通讯》里，他这样写道——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3）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通讯》，《鲁迅全集》卷3，页25。
这里说的“学者”是应该包括胡适在内的——但查胡适的著作，似乎并没有“进研究室”这样明确的说法；1919年6月29日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引用陈独秀的说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来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7。但这一说法似与鲁迅概括的“进研究室”主义无关。所以这仍然是对一种思潮的概括，它大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脱离，闭门读书；另一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厨”，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鲁迅后来说，“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3，页462。
一个月以后，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考察它的实际作用，就提出了更为锋利的批判。他说，专制的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被统治者）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绝对服从自己，另一方面又要“贡献玉食”供自己享受，这两者是可能存在某种矛盾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觉神经“完全的麻醉”，不能思想，但保留运动神经的功能，还能干活，也就是“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鲁迅指出，这样的替统治者着想的“良药”，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就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还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类。《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5、216、217。——这样的批判，已经跳出了具体的人和事，真正把“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揭示了它的实质：初初一听，似乎提得太高，似难接受；但仔细思索与回味，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击中了要害的。
（五）
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现在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