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但仔细思索与回味，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击中了要害的。
（五）
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不妨再从五四以后胡适与鲁迅对青年的几次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比较中，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展开和讨论。
先说胡适。五四之后他连续对北大学生作了几次演讲。——作为今天北大的学生，重听几十年前北大讲台上的声音，这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和提高》，《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6、437。
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8、439。。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4）
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适再次表示“最感惭愧的是（北大）在学术上太缺乏真实的贡献”。他引用龚定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强调“国立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做大众师表的。近数年来，北大在‘开风气’这方面总算已经有了成绩；现在我们的努力应该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47—448。
不难看出，胡适对北大学生的引导和要求，显然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以“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求高等学问”，“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同时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蔡元培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要致力于学院化、体制化的建设工作。这样的追求和努力，就使得胡适成为中国的现代学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其影响自是十分深远。另一方面，胡适又号召学校里的师生“要当学阀”，这当然也指他自己。这就是说，胡适提倡学院派的学术，其意并不在纯粹的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即所谓“为（天下）师”，进一步利用学术权力来取得政治权力，用后来胡适的一篇演讲中的说法，就是“社会送给我们一个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还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精英与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在五四以后主要有两次演讲，一次是1923年12月2６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一次是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未有天才之前》。此外，在同时期的杂文中，也有一些有关青年的话。
读鲁迅当年的演讲，人们首先注目的是演讲者的态度。你看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一开始就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后来，鲁迅在给年轻人的信中也说：“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何谈给年轻人指路？《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4。接着讲“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但又立刻承认“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最后说到“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也还是坦诚直言：“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1，页166、168、171。——不仅说自己“知道”什么，更说自己“不知道”什么；不是自己已有真理在手，有现成的路指引学生去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只知道要向前走，怎么走，走到哪里，却是要和学生一起来探讨，实践的。——听鲁迅演讲，或许比听胡适演说更为吃力，因为一切都不明确，要自己去想。
当然，鲁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在《未有天才之前》里，他就对学生这么说——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
……
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5）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4、177。
这确实是不同的眼光：胡适关注的是少数精英，天才；鲁迅尽管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如何培育能够生长天才的“民众”：他认为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他更鼓励青年人做“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对“不怕做小事业”的“坚苦卓绝者”寄以更大的“希望”。他同样也把自己摆了进去：鲁迅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个“俗人”，“常人”，也即“泥土”：他绝不是一个“天才”的“领袖”。
对于青年，包括他们的问题，鲁迅也自有看法。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说——
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华盖集·后记》，《鲁迅全集》卷3，页189—190。
所谓“嚣张”，大概就是指连蔡元培、胡适都颇为头疼的“###不断”，“难以纳入规范”吧。鲁迅并不无条件地赞同###，他尤其不赞成游行、请愿——但他是另有理由的：他出于爱惜学生的生命，反对无谓的“牺牲”，并且在对学生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1，页170。但他并不主张将学生“纳入规范”，相反，如上文所说，他是更担忧年轻人过于“驯良”的。而在他看来，这正是源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鲁迅的教育理念中，这样的教人“读死书，读书死”的愚民教育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相反——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卷3，页44、45。
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生命的无羁的反抗的状态，才是一个“活的健全的生命”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教育是应该“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也就是从这样的教育观出发，鲁迅对“教人不要动”的“古训”提出了质疑——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5—56。
这里的意思也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再不能将学生关进“牢狱”里。
在谈到许多人（年青人也在内）“不满意现状”时，鲁迅提醒人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就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问题。鲁迅说，看看那些“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他们是要引导年轻一代向后走，都去“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的。但鲁迅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什么是“太平盛世”？并且一语道破：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美化，心向往之了。于是，中国也就永远也走不出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循环的历史怪圈。这也就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引导学生“向后走”，纳入历史循环之中，还是引导学生“向前走”，打破这一循环？鲁迅的观点是鲜明的——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一）》，《鲁迅全集》卷1，页225。
同时，鲁迅更以自己的经验一再告诫青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而必须坚持“韧性战斗”。《补白（三）》，《鲁迅全集》卷3，页113。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鲁迅也同样强调了“韧性”精神，参见《鲁迅全集》卷1，页169。他还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全集》卷1，页238。——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是始终坚持五四的理性精神的，并且处处表现了对青年的爱护：鲁迅绝不是有人所说的激进的鼓动者。 。。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6）
（六）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在对青年的不同期待与引导的背后，还有着怎样更深刻的分歧？
比较明显的自然是教育理念、大学功能的追求上的差别，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北京大学传统的不同阐释和想象。
胡适的大学观是十分明确的：大学的职责就是培育“专门的技术人才”与“领袖人才”；到了1930年代，他又更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的理想：“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页509—510。这就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为“专家政治”（“研究院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
而鲁迅则另有期待。在1925年所写的一封通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迅》，《鲁迅全集》卷3，页23。他显然期待大学在“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一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样。因此，他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这样写道——
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卷8，页194—195。
这里所说的“革命”自然不是狭隘的，按我的理解，似乎应该包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鲁迅曾经说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可怕，其实“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参见《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3。，以及批判、怀疑与自由创造的精神。大学的功能绝不只是限于知识的传递和社会合法性知识的生产，更是要为思想、文化、学术与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资源：鲁迅把“大学”与“革命”联系起来，这是有一种深刻的意义的。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又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使校园里的师生陷入“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态这里是借用鲁迅《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参看《鲁迅全集》卷1，页252。，从而根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创造的功能，导致精神的平庸与萎缩；因此，他强调“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以始终保持生命与学术的活力。鲁迅还针对“只有有了学问才能有资格救国”的观点（胡适大概就是这样的观点的鼓吹者之一吧）指出：“‘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这也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那就真的不过是添了几个好看的“学者”的头衔，或者若干“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7。，这样的大学真是“无意义”的。
由此产生了鲁迅对北京大学的传统的独特理解、阐释和想象。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约请，写了《我观北大》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