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王在晋上任之后，对于辽东的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认为：第一，已经失去的土地，不能够再恢复。第二，关城以外土地，不必加以防卫。第三，要保卫京师，必先保卫山海关。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筑城，增设重关，驻军4万，紧缩保守，以关守关；”＇3＇
点评：按照阎会长的叙述，王在晋是要放弃全辽，可惜王在晋当时却在谋划如何恢复全辽，而且声明自己并非是以关门自画：
王在晋题：“……今岁宜力修战具，俟气力全、甲兵备、粮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趋广宁，则广宁可袭也。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4＇
因此怎么能说王在晋是因为想要放弃关外全境而所以固守重关呢？看来没有调查研究确实没有发言权。
创意指数：★★★★
虽然各位大能的分析可谓各有千秋，但其实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王在晋修筑“八里铺重城”的真正原因。
第四章 谎言背后有玄机
其实，王经略修筑“八里铺重城”的真正原因并不复杂，完全起因于一个局部的战术问题，那就是山海关修得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某日，王经略抱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怀一登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可登高这么一望就傻眼了，一个劲儿的直犯嘀咕，心想这是谁的创意啊，有这样修城墙的吗？
古代城墙作为军事堡垒一般对城外都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可是山海关却反其道而行之，许多段城墙都修建于高岭之下。
随便派个兵站在这些城外的高岭之上，就可以将城内情形一览无余，手里若是多一把弓箭，一抬手就能射在城墙上，如果再要是架一门火炮，那城里的守军就得要找地洞钻了（防炮洞）。
所以，王在晋怎么看这城墙都像是给敌人设计的（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于是他特为此上疏陈情：
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数仞，贼如凭高击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间中辟为关，乃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玻怀蔷≡谀恐小Ｈ艏艽笈冢ボ文苷诒巍！保�1＇
在陈情谈及此事时，王经略很形象的用锅底来比喻了山海关关城的形状＇2＇。此时王大人手里本来就只剩几万溃兵了，若再被下到如锅底一般的城池里，那就好比是被扔到井里等着人来落石头。
介于山海关此时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冲边绝塞”，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于是王在晋立即组织现场工作组进行会商。开始有人提出能不能在这些高岭上修敌楼，王在晋想了想，给否了，因为这些孤立在城墙外的敌楼很难自保，一旦被敌军占据了，那可就真成敌人的楼了。
大家想来想去，别无他法，只有再修一道城墙，将这些高岭收于城墙以内才能保险，这就是“八里铺重城”的由来＇3＇。
这个方案一出炉立刻获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支持，《三朝辽事实录》上记载如下：
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4＇
此时，这位在山海关视师的张尚书出来喊了一嗓子，本来也就是表达个意见，但没想到的是却又引发了另外一桩公案，不过那是后话，待会再说。
由于“经、督、枢”三巨头的一致同意，所以这个方案很快被付诸实施。首先是作出了预算规划，不过王在晋嫌这个预算规划太贵了，所以从四五百万两瘦身到九十三万两，并且还包括了衙舍、铳台、营房等等的修建费用，总体来说费效比还是不错的，虽然花费近百万，但却让山海关成为了堪称金汤固若、万世不拔的雄关天险＇5＇。
按说这方案专家组业已通过，工程预算也经审计完成，朝廷立即批复，经费都拨了一批下来，施工队都陆续进场开工了，事情是板上钉了钉，不应该再有什么变数了，可到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因为袁崇焕来事儿了。
袁崇焕在《明史》里是个“忠肝义胆”的“光辉形象”，但其实他却很会玩阴的，他跳出来反对不说还把黑状告到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所以这才有了孙大学士手里的那份上访材料。
袁崇焕告状的材料里说，王在晋不顾众人反对独断专行，耗资百万去修“八里铺重城”，结果是“群议哄然”。＇6＇
实际情况是“群议”自然没有错的，但“哄然”却并不代表反对，只能说明讨论很热烈，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声援的、出主意的、赞赏的、嘉许的各有不同。
先有户科周希令提出与王在晋类似的计划＇7＇，他提出可由中前所入海口筑一边城到黄土岭，城墙约有十七里，算是出主意的。不过，此城造价颇高，估计是用了钢筋混凝土，十七里要四五百万（王在晋的三十七里才93万）。
此后兵科沈应时又复议他们二人的方案＇8＇，说两个都不错，算是声援的。
接下来兵科赖良佐又提出，可先修王在晋所提议的八里铺，等完成以后再修周希令的＇9＇。（果然是兵科的，军事上倒是有双保险，可惜缺乏经济头脑）
天启对王在晋的方案批注是“着该部议行”＇10＇，所谓“该部”就是兵部，此时兵部尚书张鹤鸣就在山海关，他和蓟辽总督王象乾也都赞同王在晋的提议＇11＇。
总结：
在明晰了八里铺重城计划出炉的来龙去脉以后，其实也就能够理解《明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大肆篡改、删减的良苦用心了。
《明史》的思路就是用杜撰出的低级错误（王在晋被问得哑口无言的那个）来证明八里铺重城计划有问题，以这个问题，来填补修筑重城的真实原因被掐掉后的真空，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给袁崇焕，找个合适的理由来反对修建八里铺重城，或者说以此来反衬袁崇焕的正确。
说得这么绕，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袁崇焕的反对根本没有道理，所以需要找些说辞来搪塞（有道理就不会编造谎言来粉饰，而被戳穿的谎言本身即是其没道理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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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
＇2＇【《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崇祯长编》卷十三兵部尚书王在晋言：“……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
＇6＇【《崇祯长编》卷十三原任大学士孙承宗疏辩：“……适缺辽东经略，推侍郎王在晋以往。及在晋抵任，属道袁崇焕及两赞司移书故辅叶向高，言在晋去关八里以一百万之费，筑二十里重城，群议哄然，欲臣抵关一阅。”】
＇7＇【《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户科周希令题称：“……莫若从中前所海口直接蓟镇黄土岭止，依山修筑，计工仅十七里”】
＇8＇【《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沈应时题称：“欲恃山海关为正边，比如经臣王在晋议。或从芝麻湾、或从八里铺筑边城……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从中前所筑起直接黄土岭尤为详密周备。”】
＇9＇【《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赖良佐题称：“经臣议从三道关筑一边墙……待来年内城工毕，再集班军于中前所筑一边城，再添一重锁钥。大都采取职同官沈应时、周希令两臣之言，而兼用之。”】
＇10＇【《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1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大能们为何会出错
先前，三位后世研究者，经过冥思苦想，给了出各种各样非常有创意理由，可惜都没能说对，其中金大侠和当年明月这二位，出错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史料阅读量不够。
金大侠的叙述里，甚至连孙承宗与王在晋那段载入史册（明史）的掐架都没有提到。由此可见，金大侠在写《袁崇焕评传》之时，只看了《明史袁崇焕传》，并没有同时参阅《明史孙承宗传》，其参阅的史料确实太局限了，连《明史》都没有看全。金大侠在这种情况下，洋洋洒洒写出的“评传”，不出错恐怕很难。
当年明月较之金大侠，稍微好点，他的叙述中提到了《明史孙承宗传》，可是他书后的引用目录中，却没有《三朝辽事实录》，另外那篇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在他的叙述中也没有丝毫的提及，可见他对《明熹宗实录》中的内容也未曾有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出错也不意外。
综上所述，金大侠和当年明月，之所以轻信《明史》，就是因为阅读的史料，极为有限，因而导致了谬误。
不过，阎老先生却跟他们截然不同，阎老先生的史料阅读面很广，以上提到的什么《三朝辽事实录》、《明熹宗实录》、“题关门形势疏”这些内容，他老人家不仅有参阅，而且还有一番“精深”的研究。
可是，既然阎会长“精深”的研究了一番，那为啥也出了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等草根只能说，大概是因为阎会长研究过头的了吧……之所以这么说阎会长，那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叙述中，甚至对史料本身的真实性，都提出了质疑，和先前二位史料都没读全的，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其实，我等草根当初对阎会长敢于提出质疑还是很钦佩的，毕竟他老人家敢于挑战史料，足见功力深厚啊，而后来熟悉了这段历史之后，对于阎会长此举就只能说折服了，折服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真的能质疑史料，而是阎会长的说辞，最终彻底的否定了他自己的质疑。
阎老先生提出，王在晋申请修建八里铺重城后，其实并没有被天启批准，因此他质疑王在晋抄录的上谕有问题。阎老师原文如下：
“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1＇
阎会长以上内容的大意是，他发现两个史料上，分别记载的“上谕”有差别，于是他就怀疑王在晋编写《三朝辽事实录》的时候，擅自篡改了天启的“上谕”，以下就是那两道略有差别的上谕：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其实，这两道上谕的内容区别不大，只不过《三朝辽事实录》内容多了一句“余着该部议行”，意思是让兵部商议着去办，也就是首肯的意思，但《明熹宗实录》却上没有这一句，因此阎会长质疑，这句是不是王在晋在编书的时候，私自给加上去的。
阎会长给王同学论的这个罪名着实不小，私改上谕，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就算是在编书的时候，那也是不得了的，这王在晋的胆子也忒大了吧？
我等草根看了也很惊异，随后立马便去查证了一番，结果发现，阎会长这个质疑太脆弱了，因为王在晋的重城方案被天启批准，是有铁证的。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有一则王在晋的上疏，专门提到，天启在批准以后还拨了款，所以只要列出此奏章，立刻就可以秒杀阎会长的这个质疑，原文如下：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由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酌节省，毋致虚糜。”＇2＇
在这封奏疏后明确有“上许发帑金二十万”字样，“上许”就是说天启同意，“发帑金二十万”就是拨了款，这跟“余着该部议行”是一致的，所以阎会长对《三朝辽事实录》所提出的质疑就自然不成立了。
另外，阎会长所发现的两道上谕细微的差异，也并不是王同学照抄的时候别出心裁给加的，而是因为《明熹宗实录》上没有照抄上谕原文，这才引发了差异。
《明熹宗实录》作为“实录”，其行文惯例是以极其精炼的语句简述奏章、谕旨的内容，几百上千字的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有时候就只有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因此史官缩略掉“余着该部议行”这样的套话，是完全正常的。
在确认阎会长出错的以后，我等草根很好奇的观摩了一下他老人提出这个质疑的依据，本以为多半又是《明史》在作祟，但不曾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阎会长质疑的依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阎会长遍读史料之后，却搞了个自相矛盾出来。
刚才讨论的这两条略有不同的上谕，批复的是同一条奏章：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这条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是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阎王会则质疑说，这个奏章“既未谕准，也未实施”，但仅仅隔了一段，阎会长自己又提出，天启批准了“题关门形势疏”：
“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子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篪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我等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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