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我等草根看罢，彻底晕死了，如果说先前阎老先生敢于挑战史料，并提出的质疑，就算是八卦也是教授级的，但后来阎会长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就算是学术也只能是草根级了。
估计阎教授这上下两段文字，不是一天写的，可能是因为间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不过，我等草根坚信，阎老师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清楚，毕竟他老人家是搞历史研究的，如果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又如何能弄明白几百年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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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开辟第二战场搞反击
明末，
天启二年，
山海关，孙大学士的巡阅接近尾声，此后一纸长长的奏章摆在了天启的案头，辽东未来数年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
虽说孙承宗在《明史》里因与王在晋掐架而一战成名是假的，但他帝师、阁部的身份却不假，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身功夫也堪称了得，初来乍道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对手太强，情报有误，轻敌冒进，鞍马劳顿，失眠多梦……一句话，不在状态。
在舔干伤口、擦干眼泪以后，孙阁部重新披挂上阵，在这次绝地反击大获全胜，总算是挣回了颜面，而在此次交锋中，王经略不仅输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输的，糊里糊涂的就被温水煮了青蛙。
孙大学士获胜的法宝就是那篇绵长的调查报告，这篇传世之作有多处被载入了史册（明史），除了叙述他和王经略掐架的那段以外，至少还有两处。
一处是孙承宗阐述修筑宁远的方略，一处是孙阁部进言主战的激情文字，而这两处妙笔正是孙承宗绝地反击的主力，其内容很有针对性，进攻方向也特别明确，目标就是王在晋。
孙大学士所出的招华彩、刁钻，可谓“避实就虚”的经典，具体来说，由于王在晋是个老江湖，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带兵方略、用兵策略都是轻车熟路，而且兵马钱粮、工程造办也很是精通，因此跟他扯具体的（俗称战术层面）没处下嘴，就好比八里铺重城的修筑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破绽，所以必须避免和他在那些“实”的方面碰撞，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谈触手可及的工作。
而所谓“虚”的方面则是一些比较宏观、抽象的概念，比如预计收益、未来走势、宏伟蓝图等画饼充饥的东西，这些（俗称战略层面）王经略就不见得在行了。
王在晋是个典型、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来山海关一看，士气低落、难民遍地、城墙朽坏不说还有重大隐患，这时言战显然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的策略是先固守，且不轻易言战，全力确保山海关万无一失，至于什么时候收复全辽，那得等条件成熟了再说。
孙承宗跟王在晋一比就明显是个理想主义者，激情、冲动、极富煽动性，他极力主战，提出不可战连守都别想，龟缩山海关是不行的，要修筑边墙也不能修在八里铺，8里太近了，200里外的宁远还差不多（注意，孙大人所要修的是边墙，不是要塞＇1＇），一切都要为作战考虑，要人人言战、事事为战，大有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战的气势＇2＇。
孙大学士这一手非常高明，虽说“虚”的东西放在眼前的山海关是没什么用处，但在北京殿前就不一样了，内阁决策全是靠奏章里的文字作为判断依据，那些缺乏军事经验的文臣、言官多是冲动型的选手，只要看着提气就来劲，办事儿多是凭感觉。所以，孙承宗向来就注重这方面，一回到纸面上他的状态马上就恢复了，而王在晋却并不重视这方面，先前在北京兵部任职期间，他们二人的办事风格和重点就完全不同。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二月由礼部侍郎身份入阁的，当时正值广宁大败，全辽尽失，溃兵难民云集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上前线视师，于是兵部中枢之地就空缺了，所以左光斗进言让孙承宗暂掌兵部，一日在内阁，一日在兵部，这样孙大学士便有了和王在晋隔天打照面的机会。
王在晋当时任侍郎，这个侍郎非常特殊，头衔是“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任务就是以户、工、兵三部极为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辽东前线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其实近乎于无限），说白了是个累死人不偿命的苦差事。
以前，王在晋同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随着辽东师溃、难民遍地，王大人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就在此时孙大人来了，之后一切就大为改观，王大人每天都能翻翻报纸，沏沏清茶，磕磕瓜子儿什么的，还一直能混到下班，倒也清闲自在。
时间长了王在晋就纳闷，事情都堆成山了，这孙大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他仔细观察了良久，最后发现孙承宗其他工作都不抓，一门心思的好像是在搞什么文学创作，一篇奏章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要修改许多次，成天就忙活这个所以也没功夫顾其他的＇3＇。
综上所述，论“务实”王在晋有经验、有见识，而论“就虚”孙承宗既重视、又精通，所以换个战场再捉对厮杀时，王经略在军事上多年以来积累的精纯内力就全都被化解掉了，而以文字功底起家的孙老师则如鱼得水。
－－－－－－－－－－－－－－－－－－－－－－－－－－－－－－－－ ＇1＇【《崇祯长编》卷十三“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畧，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凭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画在关门二百里外，而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而督师王之臣，去年议筑芝麻湾，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说耳。”】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
＇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王在晋：“孙公一日入阁，一日于兵部大房决事，左右侍郎力趣之，终日不出堂。凡发一疏更削数次写本，人役甚苦之，部务如丛，日至壅积。予初总理三部及署部□，晨入暮归无晷刻之暇，今得越旦进部，旷日悠闲，心热于边声之至急矣。”】
第七章 王经略就这样下课了
另外，孙老师此次绝地大反击还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制胜因素，那就是天启，以往的奏章，文章再锦绣，文字再激扬，即便能打动大臣们但却不一定能影响皇帝，毕竟圣心难测，但孙老师却不同，因为他不但是老师，而且是皇帝的老师，因此圣心他是一测一个准，所以这回王经略是栽定了。
孙承宗的那份传世之作安排非常巧妙，表面上一再肯定王经略在山海关的工作，比如兵好像也调服了，马也快膘壮了，旧城也修得有次第了等等，说这么多其实是在暗示，如今的山海关已经初具规模、达到使用标准了＇1＇（可及秋防）。
不过，这“可及秋防”背后是有潜台词的——既然山海关旧城已经“可及秋防”，那接下来若不考虑相机进取，再画地为牢、以关固守，是不是就有几分裹足不前的嫌疑了？
而在潜台词之后孙大人还有显台词，比如连声问罪的语句：
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住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道将既匿影关内，而无能转其畏奴之情以畏法，化其谋利之心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2＇
孙大人说，先前放弃宁、前这些地方，是以前经略和巡抚的责任，而今天不敢出关，却是我和你王经略两人的罪过。
这些是必须的铺垫和衬托，孙阁老的重点还是阐述许多远景规划：
“……（旧城）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筑，中前之守，觉华之议，及东通毛弁，北联西虏，种种皆守关远计”＇3＇
孙老师的远景规划有许多，比如中前所需要据守，觉华岛上要屯兵，联络毛文龙，拉拢蒙古部落等等，而在这些远景规划中，孙大人最后特别提示，这些计划都是以修筑宁远为中心的。
接下来，孙阁老又说，修八里铺重城的那笔银子（93万两），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用途，或许将其投资于更为长远的项目，比如“宁远之计”：
“百万之金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4＇
孙阁老的以上种种叙述倾向性十分明显，就是在隐晦的说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城是多余，早该考虑更为远大的计划，不这样考虑是有过错的（臣与经臣之罪也），这一切即是孙大人为王经略备下的温水。
此外，孙承宗还对王在晋本人提出了一些“期许”：
“更望经臣既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谨精详之虑，更以虚活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进，勿令局足于十六里之内”＇5＇
这些所谓的“期许”对王在晋主观上貌似肯定，但客观上却是在否定，意思也很明白，就是在说你王在晋——缺乏沉雄博大之才，局足于十六里之内，并且产生了消极影响。至此，孙大人图穷匕，而王经略这只青蛙就被煮得差不多了。
后来，孙承宗又上疏，发起了总攻，直接对王在晋下了最后评价：
“经臣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6＇
“沉雄博大之未能”这样的评价与之先前奏章中的内容很好的契合了，明确了他对王在晋的态度，事已至此也就再无悬念了，就在孙大人离开山海关回京以后不久（一个多月）王经略就下课了，被打发到南京兵部去当尚书，算是内退了。
此时，孙阁老算是颜面也争回来了，可谓志得意满，终于可以出地缝了，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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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城有四面……大约兵六万似已稍调服，亦有练者而未尽合法，马有八千当撤青之日膘亦殊壮，而旧城之修已有次第，可及秋防。”】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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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孙阁老大意而凌然去辽东
明末，
天启二年，
京城，又一次会推即将开始。
朝廷既然决定送王在晋去南京养老，那就必须再会推经略取代王在晋，所以皇帝陛下特意在会推以前去征求孙老师的意见，孙老师就像介绍自己的学生那样，一个个的点评给天启听，头一个阎鸣泰只得分六七分（沉雄博大未满八分），肯定是不及格，后来两位李三才和王之臣还算过关，被孙老师确定为可备经略之选。
在天启征求了孙阁老的意见以后会推便开始了，名单上有四位，阎鸣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但会推的结果却是阎鸣泰当选，这下孙老师不高兴了，我才给他打了六七分，你们怎么能让他上位？可这是会推的结果，规制所在，总不能您孙老师说重来就重来吧？此时，孙老师发话了，既然不能重来，那么就我来（语惊四座），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皇帝却已经欣然同意了，于是孙大人便去了辽东，一去就是四年。
在孙老师这次大意凛然的壮举中（确实是太大意了），最郁闷的要算阎鸣泰了，本来他是经过议会推选而成为了前线总司令（议后、会推、选出，官拜“辽东经略”），可是代理国防部长孙大人（暂掌兵部）一句话就降级成了巡抚，到辽东去只能给孙大人当跟班不说，没过多久还被孙大人一脚给踹了（撤职调离）。
孙老师此次义举实在出人意料，倘若这辽东经略是个肥缺，估计来自言路的骂帖会把孙老师给活埋了，但这个位置明显是个深坑，所以极少人有表示不满，不过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就在孙大人赴任之时，至少有三个人应该还是清醒的。
第一个就是王在晋，毕竟交过手、掐过架，大家知根知底；第二位便是不久前才从山海关视师复命回京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仁兄在回京复命前又喊了一嗓子，表示力挺王经略，他这一嗓子算是结束了另一桩公案，这个事情往后会有支线情节，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三位则是内阁首辅叶向高，叶首辅道行比较深，早在孙大人提出要插手辽东之时他就想拦，可没拦住，随后辽东局势急转而下直至他罢相，所以后来他曾坦言；一提起这挡子事儿那可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叶公不能挽，悔之无及＇1＇）。
就整个事情的发展而言，客观的说，孙大人是玩得有点过火了，您老入阁暂掌兵部后，申请去山海关巡阅倒也罢了，关上跟王在晋一番掐架下来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回京后给人家王经略扣个“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把人撵走了就算了吧，自己还要去辽东前线接手，真是写了几篇奏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纯属自己把自己给忽悠进去了，还真以为自己兵法韬略要胜他人一筹。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孙阁老一把年纪，为了掐架挺身入局，来蹚辽东这潭浑水，也算不易，接下来栽了更大的跟头那是后话，这些个人荣辱都是小节，但孙大人此举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却是将整个大明王朝拖入了一个死亡螺旋，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个非同寻常的副作用来自孙承宗的守辽方略，孙老师的方略如果具体来讲可以说出很多内容，但也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凡是王在晋推崇的他就反其道而行之。
王在晋的基本方略非常讲求实用，他先用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暂不扩军、清汰弱卒、凭险稳守，裁撤多余的官员以节约用度，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预备队，再联络、抚赏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愿在关外设帐，成为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缓冲垫（以图将来善加利用），王经略如此的安排的功效在于，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稳来暂时稳定住辽东的局面，这样的安排其实是给予了朝廷财政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了可能，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后面另有专述。
本着这样的原则，所以王在晋的用度预算非常紧凑、节俭，八里铺用银93万两（雄关天险永存后世），卸任之前已经把漠南蒙古诸部调集过来用了几个月了，而抚赏的银子才花了1万多两，这不过是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花销，其余的非但没有增加开销，反而还在原来的预算中有所节减（也算够抠门的）。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第九章 出手阔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