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史读袁- 第7部分

　　＇3＇【《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

　　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4＇【《三朝辽事实录》“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第六章　　明朝患上了心脏病
明末，

　　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

　　萨尔浒之役中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中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中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上资料显示，明朝在与后金作战的三次失利中，所动用的兵力数分别为——10万、18万、15万，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一直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

　　其实，关乎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亦然来临，而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

　　不过，以孙阁老、袁县令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阁老的策略是力求速战、大举进攻，但实际上没什么希望，杨镐所部是10万人，袁应泰、张铨议兵18万，熊廷弼、王化贞手下有15万兵马，可三次大战均告失败，而孙老师的队伍虽说一度领饷的人有14万，但他自己后来清汰下来，却只有11万，就力量而言不见得比有前三次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而后来的“柳河之败”更是证实了孙老师的队伍还不如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手下。

　　至于袁县令所提的什么“凭坚城，用大炮”就更为可笑了，因为修城必须先立营，而立营的根本还是战斗力，如果战斗力都能在辽东随处立营了，那又何必修城呢？不如灭了后金算了……反之，不能在战场上消灭后金，也就无法去后金所占领的地区立营，在这种前提下，修那么多城，架那么多炮，不过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袁同学想凭坚城、大炮而“五年复辽”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然，后来袁县令自己改口了，说他七拼八凑一支队伍就足够消灭后金了（已足平奴），这支队伍由东江镇凑2万（为奇，打游击），蓟镇凑万（为援，守碉堡），辽东镇全算上一共12万人（为正，去进剿）＇2＇，可还没等他把队伍拉出去，后金却已经打到京城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平辽；平到京城”。

　　后金一打到京城袁督师就挂了（不是阵亡，而是被刮），没能实现他带12万人去剿灭后金的宏愿，为此还有人深感遗憾，意思是如果袁督师把队伍拉出去了，那历史或许就能改变。不过，这个构想其实是实现了的，后来洪大人就凑了13万人去和后金决战于锦州，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十几万的兵力是解决不了后金的，只可惜孙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孙老师是因为掐架而突然插手辽东的，所以对困难明显有估计不足，可谓没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可谓没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若是先见、自知都失明了，那确实就跟睁眼瞎没多少差别了，因此孙老师去辽东，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摔跟头是迟早的事情，实属无望之灾，而孙阁老赴任以后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朝廷折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边缘。

　　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方大人卓见）。

　　方大人的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透支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王同学此前那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如今已初现端倪了（王大人高见）。

　　不过，可惜的是，高见也好，卓见也罢，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因为明王朝得是重病，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明朝究竟得的什么病，到底又是怎么亡的，一直以来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气象灾变，这就是“小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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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大库史料》卷十五袁督师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百姓敲骨剔髓，□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五百二十万两。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仍问之民间耶，民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

第七章　　孙老师缔造的尾大不掉
明王朝由健康到有病，再因为有病而虚弱，最终由于虚弱过度而亡的过程，就是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写照，而这段时间正好跟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小冰河期”吻合。这段“小冰河期”的特征是气温偏低2摄氏度，可别小看了这两度的温差，它能让空气中的水分子减少，海水蒸发量下降，极地的冰川增加，形成类似冰河前进的现象，“冰河期”就是因此得名的。

　　水分子减少，蒸发量下降，冰川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降水减少，降水减少必然导致干旱，而干旱则会带来粮食作物歉收，长期歉收必将引发饥荒，饥荒肆虐之下动荡就再所难免了，这就是小冰河期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

　　所以，在“小冰河期”长期延续下（长达70年），明王朝得上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干旱、饥荒、流寇、内乱等等，而此时身处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也活不下去了，于是频频入寇抢掠，典型就是蒙古、后金两家，尤其是后金，壮丁不到六万，忠顺了那么多年，若是能熬得过去，想必也不至于非要挑战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

　　然而，这人口过亿也不完全是优势，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口规模也是一样。若在丰年，人口是资源，人多力量大，人口过亿自然可称泱泱大国；可如果是在灾变之年，饥荒是一切祸端滋生的温床，人口就不再是资源了，反倒成了负担，人口越多越是遭殃，之前的“泱泱大国”此时便立刻沦为了“殃殃大国”，大明王朝就是个活生生的写照。

　　随着灾变的持续，以及多种并发症的进一步恶化，明王朝的财政逐渐开始出现了问题。此时，明朝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因为对于干旱、饥荒要赈济，对于流寇、内乱要*，对于边患、入寇要抵御，对于后金这种叛乱则要剿灭，可是作为一个税收重心还在农业的大帝国，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在灾变中却不得不锐减。如此一来，明朝就陷入了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财政开销，一边又是严重锐减的财政收入，这样持续下去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财政枯竭。

　　财政若是日趋枯竭，那开始的表象就是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但由此引发的却是更为严重的饥荒、流贼、内乱、入寇……如此的周而复始之下，大明王朝便走进了一个凶险程度堪称万劫不复的死弯。

　　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可惜当时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切，其实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无法得知灾变还要肆虐多少年，这种技术放到现在都还没有，何况当时。

　　这时，明朝就好比一个庞然大物因为有病（财政匮乏）而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以至于连一个个头比自己小很多的对手（后金）也解决不了，还被咬了几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关起门来睡一觉，养几天，等病好些了，操家伙再来接着干，这就是王在晋的策略，而孙阁老的办法却是带病接着干，即便因病应付不了对手，那也要拖着病体在野外候着，吹点儿寒风、受点儿冰雪，都无所谓……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方略，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整死拉倒。

　　不过，袁县令的招更损，重病之下在野外受冻不让休息不说，还要求朝廷去干苦力，本着“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一路要把城堡不断的往前修下去，还一直要修到后金的老巢，这么折腾，恐怕即便是好人也会累趴下的，何况大明王朝如今还是个病人。

　　明王朝作为一个重病在身的病人，再被如此一番折腾之后自然就不行了，最后到了连动弹都困难的地步，因此后金得以三番五次的入关袭扰，而大明王朝则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宰割，这都是因为彻底累趴下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金之所以能入关夺取天下，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孙老师、袁县令二人的疲明之策，所以对于他们二位，清朝应该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就是不知道在清修的《明史》里，孙、袁二位大能被钦定塑造为“光辉形象”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反正乾隆对老袁的态度不像是祖上有仇，反倒象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而孙老师就更为特殊了，整个《明史》里就他一个人的传是单立的，一家子人住的是独栋别墅，而其他人再牛，都只能住筒子楼般的集体宿舍。

　　当年明月对此有颇有感慨，他说：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悉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1＇

　　点评：

　　孙阁老这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统帅，一出手就让朝廷揭不开锅，让辽东战事终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确实堪称明末最“尾大”的战略家，而他老人家留下的这个尾大不掉之患也确实害人不浅。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是一场长达70年的灾变，这对于一个靠农业税收来维系的帝国而言，其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不过明朝底子相当厚实，从灾变开始的1580年一直挣扎到了1644年，前后一共64年时间，差那么一点点就扛过去了，从1650年起灾变就逐步结束，之后整个民生又逐渐恢复正常，这一恢复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一段灾变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可见某朝实在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