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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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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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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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停工了。
  母亲觉得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母子的位置,便想到去农场投靠自己十五岁的二女儿。心想当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不行,当一个农民总是可以的。可当他们变卖家当,挤着闷罐子车来到女儿所在的农场时,农场的领导却要求女儿与家庭决裂,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又得返回让他们心悸的噩梦般的长沙。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夜,韩少功从迷糊的梦中醒来,还会回想起这段难过的日子。《山南水北》中有《秋夜梦醒》一章,叙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母亲要我在初中办理退学,带上我去投奔乡下亲戚。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母亲病了,大呕大吐,面色苍白,还抽搐和昏迷。一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面对这样的病人完全手足无措。幸好有一位同车的军人从人群里挤过来,给母亲灌水和喂药,到了汽车站,还一肩挑起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把我们送到小旅店。他请来医生给母亲打针,一直等到母亲清醒和病情缓解,一直等到我们与亲戚通上长途电话,才在深夜离去。
  我母亲后来经常念叨这位军人。我知道,母亲当时已落入绝望的旋涡几近灭顶,如果没有这一束微光的投照,她很难恢复希望。
  我们在乡下没有得到收留,走投无路之际还是只得返城,回到了高音喇叭喧嚣着恐怖和狂热的老地方。我们适应着父亲背影失去后的岁月,守着小屋里宁静、简朴、清洁的每一刻,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让母亲高兴一点,我每天黄昏拉着她出去散步,走到很远的街道,很远的广场,很远的河岸和码头——我们真希望能在陌生人群里永远走下去,避开机关院子里那些敌视和轻蔑的目光。我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成了一家之长,替父亲担起责任,替离家求学的哥哥姐姐担起责任,日夜守护着多病的母亲。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试图去工厂打工。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准备了铁锤和螺丝刀,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偷偷踩点——事情只能这样,既然没有人接受我打工,我就必须做点别的什么,比方说撬一辆脚踏车再把它卖掉。
  我已经好几次在心里预演撬车的过程,已经预演得自己胸口不再乱跳。我相信自己一定成功。接下来,母亲发愁的米钱和豆腐钱就会有了。
  这是那个窗外蝉鸣不断的夏天。
  过于漫长的夏天今天重入梦境。我梦见了当年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一角,醒来后听窗外蛙鸣,看一只闯进了家里的萤虫闪烁飞绕,确认母亲已不在床头。
  很多人并不知道你此刻的想念。陆,一位小学时代的女同学,与你并没有太多来往,同学一场也许只交换过十几句话,然后是分别进了各自的中学。仅仅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路上相遇,她得知了你家的故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只身来到机关院子里,提一桶糨糊夹一卷纸,贴了满满一墙的标语,向迫害者们发出抗议和恫吓。对方不明底细,慌了手脚,害怕社会群体的介入,对我家的气焰大为收敛。不仅逼我们搬家的事不再提起,遗属津贴卡也很快办了下来。还有一位朱,隔壁大院里的高中生,那个时代多见的红卫兵理论家,谈起哲学总是口若悬河。大同学们不大崇拜他,小同学们便成为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他同情你的遭遇,总是一只手臂挽住你的肩膀,教你刻钢板,教你使用油印机,教你查阅《辞海》和《辞源》,叮嘱你一定要复学上课。他的热情说教使你获得了意外的尊重,鼓励,启发,还有兄长式的关切。你读他的诗集(手抄本),借阅他藏在床垫下的小册子(普希金和杰克?伦敦),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听他像革命教父一样慷慨陈词(他对中央委员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老实说,他那些理论现在看来委实可笑,但那正是你启蒙的开始。
  阴暗的岁月也是灿烂的岁月。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如果没有他们,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军人,你就不可能走出昨天。你是他们密切合作的一个后果,是他们互相配合、依次接应、协同掩护之下的成功获救者,是一名越狱的逃犯,逃入自由和光明。
  三十多年过去,那位不知名的军人眼下不知身在何处。小学女同学倒还能找到——她在工厂下岗,做一点酒生意(很可能贩假酒)。隔壁院里的大同学也能找到——他当过厂长,最终成了贪污犯,刚受到处分(据说正沉溺于赌博)。他们在路上遇到你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你是谁;即使认出了,即使聊上几句,也大多吞吞吐吐言不及义。
  你很想向他们说说往事,但一遇到他们的目光就只能闭嘴。你的疯人呓语没有听众。你藏在心底的逃犯故事乏味烦人。他们不爱听这个。他们最愿意谈谈麻将和彩票,谈谈三流电视节目。
  你从麻将喧哗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上帝已经改头换面,已经失踪。但你知道上帝曾经到场,把你接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命运,通过众多不期而遇而又不期而失的面孔,向你投递了一个充满蝉鸣和绿荫的夏天——如同一封难解的密旨。你应该明白,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回到家乡,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山村的深夜里失眠,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就是要重逢那一个夏天。
  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找工作一再碰壁、看来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韩少功鼓起勇气登门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情况也有些变化,昨天的迫害者眼下也遭受运动的冲击,这位领导自己也在写检讨。他表现得特别客气,以对待大人的态度来接待韩少功,一再热情地请他入座,给他泡上热茶,谈到他父亲一事时还偷偷拭泪。韩少功谈了家里目前的困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应有的生活补助。领导满口答应,说他会尽快召###议讨论。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层层研究和报批,父亲的问题被含混地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诸多政治疑点尚未得到明确说法,据说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但这一条已经管用:按照干部管理有关政策,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政府还给他母亲补助抚恤金每月十二元钱,未满十八岁的子女也可获得此项生活补助。这些许的恩惠,无异于寒冬里投下的一束暖阳,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
  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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