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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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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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我的面,陈刚的脸色涨得通红,最后再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你想回家也回不成了!刚才那个电话就是帮我们买票的人打过来的,他说给我们买的两张‘黄牛票’是假的!”
  丽娟听了这话,再次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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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元就这样被“飞车党”抢走了,高价买的“黄牛票”又是假的,再加上包里的零花钱,丽娟和陈刚这个春节损失了将近一万二千元。一万二千元,要陈刚烫多少件衣服,要丽娟查多少件针织衫啊!家是不可能回的了,婚也只好推迟订,两人郁闷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特别是丽娟,原本白里透红的小脸苍白如雪,看得人好心疼!
  从公安公局回来的第二天,陈刚便又跑去问结果。但连跑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到后来,警察也不耐烦了,对他便没了好声气。次数多了,陈刚和丽娟便也心灰意冷了。是啊,东莞每天有多少重要案件需要处理啊,对他们来说,一万元算得了什么呢!
  因为丽娟没回去,胡海波和李梅只好在我们厂对面找了一间出租房,不但离金秋厂近,价钱也合理得多。陈刚当初之所以租现在这个出租房,是因为那时候丽娟在亮光厂上班,离亮光厂近。但现在两人都在金秋厂,便没有再租在那儿的必要了。还有,现在的房子又破又小,却要每月220元房租,每度电1。2元,每月10元水费,实在是不划算。
  因为丽娟他们心情不好,我虽然交了伙食费,但每次来吃饭也是非常郁闷的。两人互相埋怨完了,便将这次不幸归结到房子风水不好。正好在厂里开工的前一天,李梅的隔壁走了户人家,他们便决定搬过去。
  因为还不到收房租的时间,陈刚留下来搬家,丽娟便和我到房东的家里结帐。因为平时也算熟悉,丽娟知道房东家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孙女。因为是过节,丽娟特意到杂货店花一角钱买了一个红包,并在里面装了五块钱。
  房东住的房子显然是新建的,底层住上,上面几层也是用来出租。房子虽然外观上很气派,但屋内的摆设很乱,一点也不讲究。房东正在逗小孙女,看到我们进去,还算热情。房东的儿媳妇拿着计算器在算着什么,连头都没抬。
  当丽娟将那个五块钱的小红包放在小女孩手里时,房东笑了,丽娟趁机提出因租住不方便要退房。房东显然有些不高兴,却也并不恼,因她抱着小孙女,便叫儿媳妇跟我们回去看电表。
  房东儿媳似乎很傲,自始至终表情淡漠,始终没有正肯看过我们。连同房租水电,最终计算的结果是205。6元。我们身上都没有6毛钱零钱,我心想,六毛钱就算了,但看那女人阴冷的脸,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下去。丽娟见那女人没有发话,求救般地望着房东,房东依然笑眯眯地,并不说话。丽娟无奈,只好给了那女人206元,那女人接了钱便出去了。
  再回来时,女人手里抓着几张零钱,很认真地数出四张一角的递给丽娟。丽娟委屈地差点哭出来。女人给了钱,又低下头计算着什么。房东依然是笑眯眯地和我们道歉。
走出房东的家门,我恨恨地说:“早知道,那五块钱红包就不给她们了,五块钱可以换成多少个六毛钱啊!她们不仁我们也不义,不如回去把红包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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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娟苦笑道摇摇头:“算了,一万二都白白送人了,还在乎这五块钱吗?只是我很难过,房东阿姨一直对我很好的,现在这样子,真是人走茶凉啊。”
  我叹了一口气,人走茶凉,我在亮光厂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呢。
  因为当天搬家时,胡海波、李梅和我一直忙前忙后的,收拾完毕,丽娟和陈刚便请我们吃晚饭。那晚,陈刚破例喝了很多酒,还豪气干云地说:“不就是几个钱吗?就算去年白打工了,今年再挣上来。”边说边爱怜地拍拍丽娟的肩头,开玩笑地说,“只要丽娟没被偷去,我就放心了。”
  丽娟脸上飞过一片红晕,娇羞地扬了扬小拳头,作势要捶他。陈刚顺势一拉,丽娟整个人都跌进他怀里,大家全都笑起来。丽娟和陈刚也笑了,这是钱被抢后,他们第一次露出笑脸。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丽娟的笑声不再如过去那般清脆和无忧无虑了。
  第二天,金秋厂正式开工。虽然厂门口张灯结彩,依然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人人见面道声“新年好“,脸上布满笑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一块钱,这一块钱是用漂亮的红包包着的。但厂门口那幅长长的红布上写着的“大量招收熟悉手车工、烫工等等”字样,还是提醒着我们,新的一年里没日没夜地赶货又开始了!
  据说厂里接了几个大订单,需要及时赶货,所以这次招工破例不再有性别的限制,很多男工闻风涌了进来。男女比例第一次比较接近,一时热闹非凡。
  这些新员工中有许多是回家过年的同事从家乡带来的,其中包括红姐16岁的女儿粉粉。粉粉长得胖乎乎的,皮肤白嫩白嫩的,非常可爱。但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红姐夫妻就出来打工,所以她和红姐十分生疏,她能进这个厂,是红姐花了八百元才勉强塞进来的,在隔壁的针织二厂做剪线工,和红姐一样,很能吃得了苦。
  因为新员工太多,我们宿舍原本死过人的那张床也被安排进一个女孩。虽然那个女孩知道原委后几次要求换床位,终被宿舍管理员的一句话“不住那张就打铺盖走人”吓住了,万般无奈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那张床不再空着,那个死去女孩的阴影便也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新员工太多,周桂枝空前地忙碌起来,骂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凭良心说,她其实是个极能干的女孩子。这次她也从家里带来了一批人,那批人中有一个叫周洁的女孩子,按照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惯例,她坐在我和李梅中间。但即便是老乡,周洁有几次还是被她骂得直抹眼泪。
  有一次,周洁边抹眼泪边小声告诉我:“她还是我远房姑姑呢,从家里带我了我们五十二个人来,每人还多收了我们八百块钱呢。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没想到一进厂就这么凶了!”
124。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周桂枝在远处看到了,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指着我们两人破口大骂:“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上班时间讲话,每人罚十元!”
  我赶紧解释:“我并没有说话,是她问我怎样才能包装得又快又好。”
  周桂枝的食指转而指向我的鼻子:“还敢犟嘴!我罚你十元还是少的,要是在孟加拉国,今天工资你就别想拿了!”
  平白无故被罚了十元,本来己非常心疼,她这样一说,我不由恼怒起来,不悦地说:“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在孟加拉国!”
  周桂枝听了这话,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连连用食指远远点我的鼻尖:“你、你听着,顶一句罚款加一倍,现在我罚你二十元!”
  本来从前一天早上八点上班,现在己经加班加到凌晨六点了,早己身心俱惫。如果被罚二十元,这一夜的辛苦就是白费了。所以听了这话,我只感到气血上涌,“唿”地站起来,愤怒地盯着她。周桂树上前一步,毫不相让:“怎么,你想吃‘炒鱿鱼’是不是?你再顶一句试试?顶啊!你顶啊!”
  我刚想反击,段明兰低声提醒我:“快给周组长道歉,否则她真会炒你的。”
  我心中一寒,望着周桂树凌厉的眼神,只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收回眼中我怒火,低下头忍气吞声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
  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还想说什么,珍姐闻声赶了过来,问明事情起因后,她劝慰周桂枝:“算了算了,现在赶货,正是用人的时候呢。”周桂枝不屑地看了看我,这才冷哼了一声离开了。
  珍姐不满地训斥我:“才加这点班你就又喊又叫的了?我们以前在美国塞班岛时,三天三夜加班都是常事,不加班哪能赚到钱呢。”
  我委屈地低着头,任她训着,再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只感觉如哽在喉,喉咙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生地痛,眼泪却不敢掉下来。
  那天,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下班。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直接从车间去饭堂吃饭,吃饭时段明兰看到我一脸沮丧,小声问:“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呢?”
  我委屈地说:“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可她凭什么骂我啊?明明只有周洁在说话,为什么要罚我的款?周洁那边坐的是李梅,她为什么只骂我?”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人家李梅的姐姐是李清,是做仓管员;李梅男朋友胡海波哥哥胡海成又是专门管招聘的,和珍姐关系好得不得了,周桂枝敢太岁头上动土吗?你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吗?我们都是柿子,周桂枝专捡软的捏呢。”
  我瞪大了眼睛,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将每一个包装袋打得又快又好,即便不去学电脑,我也会有升职的机会,可以一步步从班长、组长、车间主任等等一路升上去呢。现在想想,我真是天真得可以!
我沮丧地说:“那我怎么办呢?只好任由她欺负了?”
125。
  段明兰干脆地说:“那就找个男友吧,你比我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你愿意,还怕找不到靠山吗?我感觉那个IE主管沈州好象很喜欢你呢。”
  我茫然地部:“哪个是沈洲啊?”
  她说:“就是总在我们车间转来转去的男孩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
  经她提醒,我想起来了。虽然今年进了许多男工,但大多是车位和烫位,戴眼镜的很少,而戴黑边眼镜并可以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的,就只有那一个人了。那个人中等身材,貌不出众,实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
  她难为情地说:“不瞒你说,我前一段时间非常注意他的。但你知道,我长得不漂亮,不过是一名普通员工,他眼里怎么会有我呢?”
  我苦笑道:“我也是普通员工呢,他眼里也不会有我的。”
  她认真地说:“你不同的,沈洲一定是喜欢你的。自从你来包装组后,他来我们车间的次数越来多了,经常有意无意地往我们这边看。开始时我以为是看我,因为我和他搭过几次话,但时间久了我便知道,他是在看你呢。”
  段明兰虽然平时不太爱讲话,但对男女之事仿佛天生敏感。车间里只要两个人有那方面意思了,她总是第一个看出来的。时间久了,我们在推测哪两人有没有关系时,总是把她的意见看成权威,而她的猜测,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沉默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她继续说:“我们这些车间里的女孩子,被写字楼的男孩看中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些男孩眼光挑得很,无论他们自己相貌如何,总是要找车间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等到象我一样年纪,想找都找不到了呢。”
  我忙安慰她:“听说厂里男女比便是十一比一,也就是说每十一个女孩子,有一个要被拉下的。厂里找不到,你可以回家找!”
  她的神情越发忧郁了起来:“回家也找不到了。刚出来时,年纪还小,总想着赚钱,就耽误了。年纪大再想回家找时,家里很多和我同龄的人都结婚生子了。再说,我们来广东打工的女孩子,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好。”
  我急了:“怎么会这样?你那么老实!”确实,她非常老实。听红姐说,她在金秋厂打工七年,除了没日没夜加班外,业余时间都是坐在宿舍里不停地织毛衣。厂里象她这样的好女孩还有很多很多,她们老老实实在工厂打一份工,恪守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很值得称赞。
  她艰难地说:“但家乡人都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他们以为在外面的女孩子不是给有钱的老男人做二奶,就是在娱乐场所‘卖猪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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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恼怒地说:“我们金秋厂有七、八千女孩子,广东的有钱男人能有几个?广东的娱乐场所能有多少个那样的女孩子?来广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女孩子都是在工厂安安稳稳打一份工的,为什么你家里人就看不到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女孩子,而只看到了那百分之零点零一呢?”我越说越气,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引得周围的人都往我们这边看。
  段明兰摇摇头:“厂里象我这样的有很多呢,包括写字楼的女孩子。“说完,叹了一口气,便收拾起餐具走开了。她那逐渐失去青春光泽的脸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发现她的背影竟有了几分佝偻。
  忽然就想起《红楼梦》里的那首著名的《葬花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是的,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她们在花期初始时离开生长的枝头,来到遥远的异地。她们为遥远的异地付出青春、爱情和血汗,她们得到的,只是薄薄的钞票、满心的伤痛和枯萎的容颜。花期结束时,她们想重新回到亲人身旁,而在故乡,她们却再也找不到可以停留的枝头了。
  想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今天的段明兰,是否就是明天的杨海燕?虽然我是努力上进的,但并没是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比如,段明兰和许许多多车间的姐妹们,初来异地时,她们也是有理想的,她们也曾努力过,但真正能浮出水面的,毕竟是微乎其微!
  现在,没日没夜地加班,我根本没有时间的精力去学电脑,而学不成电脑,我便无法坐进写字楼,无法比我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过得更好;至于在偌大的东莞找到该死的齐月升,更是希望渺茫!
  我越想越感到前边是无边无际的绝望,第一次,我对能否实现来东莞的两个目的产生了怀疑!
  回到宿舍,动作快的人己经冲好凉、洗好衣服了。阳台上面的晾衣架晾满了花花绿绿地工衣、裤子、内裤、胸罩。为防止混淆,每件工衣的边缘都写着主人的名字、工号。但即便这样,工衣还是经常被偷。阳台和洗手间都挤满了洗衣服的人,我一般不想和她们争争抢抢的,为了多睡一会觉,我只好不洗澡就爬上了床。
  广东一年有四分之三的天气是热的,现在不过是四月份,己经热得不成样子了。加了通宵的班,己经浑身的汗水,衣服沾在身上沾乎乎的,非常不舒服。虽然如此,我身子一挨上床,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大约十一点半,我被外面的一阵吵骂声惊醒。宿舍很多人也同时醒了来,好梦被惊醒,很多人嘴里骂骂咧咧的。到阳台上一看,原来是对面楼层的一个男工宿舍在打架,只见胳膊乱飞,拳头齐舞,有两个人脸上都挂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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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声很快惊动了保安,几个参与闹事的男工被带走了,个个垂头丧气的,全不见刚才的威风了。按照厂规,无论谁对谁错,打架双方都要被开除的。就算一方因情节较重没被开除,除非是被动地挨打,否则,只要出手,不开除也要罚款罚得七荤八素的。男工们很难进一个象样点的“好厂”,进了金秋厂没人愿意离开的,但加班多,天气热,打架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今年招收了这批男工后,厂内打架次数更是明显增多,这让厂方很是头疼。
  惊动了保安,那几个参与打架的人不会有下场了。同时受连累的还有周边的宿舍,我们再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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