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家，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我们村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２５５。
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有很多满天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十分亲切。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式样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刘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一个女儿，你爸当了多年的村长，你妈又那么能干。”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倒欠一屁股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匆匆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了一只晃过来的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２５６。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要不是家里走不开，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曹菊和小英，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猫猫爸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猫猫爸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花。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大约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啊。”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２５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寨墙己经完全拆除了，村内不再象以前那样阴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树。左边废弃的水井己经填平。右边的老槐树倒是还在，但根部己经被砖砌起了半米高的围墙，表面还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树下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看得出，村里向四周扩大了许多，几乎都是宽敝的平房，村中间似乎还有两幢小楼房，老房子己经很少了。常言道，近乡情怯，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赶紧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和衣衫，不经意间，前面墙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见上面涮着一行标语：“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这条标语是朱红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我想到肚子里刚刚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伤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条绿色的标语，口气温馨了许多：“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条标语己有些斑驳了，我记得很早很早就写在这儿了。以前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再穷不能穷教育！”既然如此，当初我为什么上不起大学！
常看到媒体上说：“九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可我从小学到高中，不但没有免过费，学费甚至越来越高。不仅是我，我今年１６岁的弟弟上初中时，学费是４００多。虽然学校就在镇中学，离我家不算远。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而且必须在学校吃饭，就又要向学校交伙食费和住宿费。而这些，我在那个学校上初中时是不需要的。
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那义务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义务呢？如果按照本义来理解，义务教育就应该算是免费教育，可事实又是怎样呢？
要是弟弟明年考上高中了，就要到县城上学，每年学费都得１５００元，另外住校还要生活费。一学期下来，最少也要２５００元，一年就要５０００元。所有这些，岂是普通农村家庭承受得起的？所以，一直以来，这是压在我和妈妈心上的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实在不知道这条标语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我无法理解的啊。想到这里，我使劲地甩了甩头发。但无论如何，想象即将见到三年没见的妈妈和弟弟，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激动。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
２５８。
刚一进村，我便看到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但他们都认不得我了。一个个睁着纯净的眼晴，好奇地看着我。有一个调皮的男孩大声问：“你是谁家的亲戚？”
我又好笑又心酸，很遗憾来时匆忙，竟然没有买一包糖果。大约是男孩的声音太大了，很快有几个妇女和老人过来，我一一和他们打着招呼。他们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海燕，快回家吧，你妈可想你了。”
这一刻，我飘浮三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回家了！
虽然村子变化不小，但因为盖平房时，我家没有多余的钱到村外买好的宅基地，我家的新平房是还是建在老房子的地基上的，所以很轻易就找到了。站在家门口，望着三间整整齐齐的平房，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推开家门，大声朝敝开的房门叫道：“妈，我回来了！”
但走出房间的的，却只有弟弟。我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六。
弟弟比我在家里高了一头，己经长成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了，面容清秀，衣服整洁。看到他，我觉得所有在外面受的屈辱和白眼都有了回报。
弟弟惊喜地叫了声“姐”，便一把拿过我的行李箱和塑料袋，大步向房间走去。这小小的动作让我差点流下泪来，不知道有多久了，没有人这样关心和体贴过我了。
我跟在后面问：“妈妈呢？”
弟弟刚才还阳光灿烂的脸一下阴了下来：“姥姥姥爷被计生办的人抓去了，妈妈去给他们送饭呢。”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姥姥姥爷都快七十岁了，他们也敢抓？”
弟弟见怪不怪：“比他们更老的也有抓的呢。”
我立刻朝村委会所在地走去。原来的村委会边上竖起了一幢小楼，这幢小楼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办公楼。小楼外墙贴着洁白的瓷砖，富丽堂皇，非常漂亮，旁边那些平房都被比了下去，至于那些年代久远的砖瓦房更是显得灰头土脸的。
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看到妈妈提着一个蓝子，双腿僵直地走出来。妈妈老了，还不到五十的人，头发竟然半白了，背似乎也驼了。人瘦很走，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我赶忙迎上去，轻轻叫了声：“妈，我回来了。”
妈妈愁苦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海燕，这几年长高了，也瘦多了。”
我焦急地问：“妈妈，姥姥姥爷要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啊？”
妈妈叹了口气说：“你舅舅舅舅母什么时候回家流产了，他们就什么时候放人。要是不流产，就要交齐两万元钱，他们才会放人。”
我试探着问：“要是交齐了两万元钱，他们还会要舅舅舅母流产吗？”
妈妈干脆地说：“交了钱当然就不要流产了。”
我气愤地说：“他们这不是明摆着想要钱吗？”
妈妈无奈地摇摇头：“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眼看着你姥姥姥爷受苦。你舅舅舅母正在筹钱，反正这钱早晚都得交的。就算现在不交，以后孩子上户口也是要交的。”
我无言了，这就是所谓的利国利民的计划生育，现在不但完全背离了本意，却成了当地政府赚钱的工具！
２５９。
我舅舅只有一个儿子，今年８岁了。舅舅和舅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的婚，当时正是计划生育最为严格的时候。那时候，乡里负责计划生育的人，经常于半夜时分，出期不意地带一伙治安员开进村庄，将所在村庄怀孕或生有两胎以上孩子的妇女强行带走，若有不服从的，则五花大绑扔到车上。有的流产上环，有的则直接结扎。若是当事人闻讯跑了，轻则将当事人家里洗劫一空，爬房推墙，牵牛拉粮。重则牵扯到当事的父母、兄弟、邻里。
据说，邻村一个在乡计划办工作的人透露，在“行情”好时，一夜就可以装进腰包近万元。虽然此话不知真假，但那个乡计划办的人我却是认识的，不但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对兄弟姐妹也网开一面，他的兄弟姐妹全都是两胎或两胎以上。家里也装修得象皇宫，这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据说所知，中国人口，官方统计是１４亿，事实上，中国人口应该在１６亿左右。多出来的两亿，就是没有户口的“黑户”。所谓黑户，大多是农村超生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政府不给报户口，有些因此连学都没法上。
这１６亿人口中，城市人口仅有３亿，这３亿人口对只生一胎政策执行得比较彻。但这并不是说城市人素质就比农村人高，而是因为他们都捧着所谓的“金饭碗”的，若生多了，便有丢 “金饭碗”的危险；最重要的是，这个“金饭碗”是终身制的，不但在职时政府给予很好的医保、住房公积金、人身保险等等待遇，就是退休了，也有非常充足的养老保障。
而１３亿农村人口呢，更多地承受着几千年重男轻女思想的禁锢。若是没有儿子，不但要被人骂作绝户头，等自己老了，做不动农活了，女儿又嫁出去了，生活就成问题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死的都没人知道。再说了，若是女儿有钱有势还好，若是没钱没势的，连自家都顾不了，哪有钱去赡养父母？
我非常非常不明白，总是看到媒体在声色俱厉地谴责农村人思想顽固、多子超生、流掉女婴，为什么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穷、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等问题呢？
媒体不是常说吗？从法律角度上讲，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公务员和农民，都是国家的公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人格上完全平等的人，在退体以后，一个可以享受养老保障，有退体金，一个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却什么也没有呢？如果再不多生孩子赡养，难道只能眼睁睁等死？事实上，即便多子，因为贫穷，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老人，只要生病了，也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我不知道，这种花两万元就可以生孩子的规定，是地方政府规定的，还是有关政府规定的。如果是前者，那么这钱最终流向了哪里？如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