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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最常做的菜是腌菜，就是菜市场快收摊时去买一些便宜的萝卜或青菜，然后撒上盐放在一个坛子里腌起来，过几天就可以吃了；她们和我一样，大多数喜欢吃辣，因为新鲜的辣椒不好做，只好买回辣椒粉，辣椒粉放点开水再加点盐就可以了。偶尔，也会有人买回海带，用小刀切成一条条的，放上辣椒粉放上盐就是一份美味了。用这个方法，她们每月最多能省下１００块钱，１００块钱可以到小店换回八十块。家在贵州大山里的罗小花说，八十块钱在他们那儿可以派大用场呢。说这话时，她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
４６。
罗小花今年三十五岁了，她是亮光厂最早的一批老员工。十年前建厂时只有七十多个人，现在一千多人。人虽然翻了十几倍，但她的基本工资，只是由２１０元长到了２８０元。十年前她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几年加班费另算了，还有健康补助、夜班费什么的，她每月可以领到５５０元左右。
在亮光厂，我们现在新进厂的，基本工资只有２４０元，每年长１０块钱，长到２８０元便不会再长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正常上班的话，每月基本工资可拿２４０元，再加上加班费、全勤奖、健康补助及夜班费什么的，可以拿到５００元左右。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不旷工、不违反任何一条厂纪厂规。
５００元对刚到东莞的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和前一家的每月两百元左右比，实在是翻了一倍了。这样一想，我觉得虽然加班多点，夜班难熬点，军事化管理严格点，在这厂里做还是很不错的呢
因为和丽娟不在同一个车间，她上的是长白班，我们半个月几乎都没见到几次面。偶尔碰到也是匆匆说几句话便走开了，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我每天在车间、饭堂、宿舍这三点一线忙忙碌碌，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很快融入了亮光厂紧张有序的生活。因为我和吴少芬是上下铺，上班时又经常分到同一台注塑机，所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半个月过后，我们终于上白班了，她男友卢猛也和我们一起转了班。因为是打料员，他衣服上、头发上每天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粉尘。让我惊讶的是，一天到晚和各种各样的塑胶原料打交道，他竟然只偶尔戴一个口罩。据吴少芬说，口罩是两个月发一只，要是丢了就得自己花钱买呢。
我们都知道塑胶粉尘对人的身体很不好，不要说打料员，就是我们这些坐在注塑机前的所谓“啤工”，长期闻着这气味也是对身体不好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为了那每月几十块钱的健康补助，还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想进注塑部呢。
注塑部是没有任何休假的，半个月转一次班，转班的时候就当一天休息了。这天我几乎一天都在睡觉，直到吃晚饭时才起来。正好这天丽娟下班得比较早，我们便出去逛了一下。虽然没钱买什么，但还是很开心。
回到宿舍，己经九点多了，我刚一进门罗小花她们就冲我不断地眨眼晴，一脸诡秘。在我们宿舍，每个人的床都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床上除了一年四季挂着蚊帐，大多数人还挂着床帘的，但一般睡觉或换衣服时才将床帘挂起来。现在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吴少花的蚊帐和床帘却挂得严严实实的。我疑惑地顺着罗小花她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吴少花的床前，除了摆放一双她常穿的紫色方口皮鞋，竟然还有一双男式黑皮鞋！
４７。
吴少芬的床上睡了个男人！这个想法在我脑子中一闪而过，我探寻的目光落在罗小花身上，她诡秘地笑笑，冲我做了个“嘘”的手势。那个男人，是卢猛无疑了。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拿了换洗的衣服，又小心从吴少芬的床底拖出冲凉的桶和盆子。我希望在冲冰和洗好衣服后，卢猛能离开宿舍。在我拿水桶的时候，我看到吴少芬的床动了一下，连带我的上铺也“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接着吴少芬的下铺便传说她的一声压抑着的呻吟。宿舍的人也听到这声音了，她们有的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有的人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我逃也似地走向洗手间。睡了一天，再加上上惯了夜班，现在乍一换白班，生物钟还没调过来，一点也不困。冲好凉便洗衣服，快洗完时，罗小花也拿着洗涮用具进了洗手间。
我小声问她：“那个，那个人不会在宿舍过夜吧？”
罗小花暖昧地笑笑：“进都进来了，他难道不在这里过夜吗？再说了，他上白班经常在这里过夜的。”
经常？想到一上白班我的下铺就会住着一男一女，我郁闷地说：“厂纪厂规上不是说女工宿舍不准男工进的吗？”
罗小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带男工进来过夜，宿舍里又不止她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想到罗小花也是结过婚的人，她老公在厂里做清洁工，便再不敢说一句话了。
当晚睡在床上，想到下面是一对年轻男女，那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尽量不翻身，因为一翻身下面的床也会连着一起动。床的质量很差，一动就“吱吱呀呀”地响。就这样别别扭扭的，不知什么时候才模模糊糊睡着。在梦里，我睡在一条船上，那船飘飘荡荡的，四周都是茫茫的一片大海。
我在害怕中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是躺在床而不是船，这才放下心来。可奇怪的是，床也象船一样不停地晃动，同时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且偶尔伴随一男一女轻微的喘息。 我忽然明白我的下铺正在发生着什么事，顿感羞惭难当。
可下铺的两个人并没有因为我的羞惭难当而停下来，床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晃动着。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我捂住耳朵好想让世界静止下来，但是没有用。正在我度日如年时，床忽然象暴风雨来临似的，更激烈地抖动起来，然后就是男人剧烈的喘息和女人压抑的呻吟，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第二天起床，那双男式皮鞋己经不见了。吴少芬一脸红晕，热情地分给宿舍里每个人一只小苹果。我也分到了一只，却一点也不想吃，因为我一夜没睡，困得要死。
４８。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丽娟看到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我将夜里的事跟她一说，她恨声说：“怎么哪个宿舍都有这样的人啊，我们宿舍也是的。你记得上次那个郭姐吗？她老公还是别的厂的呢，每个星期都会混进来住一晚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她们不租房子呢？真搞不懂她们。”
丽娟道：“租房子要花钱呗，他们想省钱呢。”
我叹道：“唉，说来说去，都是钱做的怪。”
丽娟接口道：“可不是嘛，反正我们过年就去陈刚厂里了，管他们呢。我上星期转正了，以后每个月就可以拿３０元全勤奖了，也可以辞工了。”
我问她：“转正有签劳动合合同吗？有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养老金什么的？”
丽娟抢白道：“你比我还天真！我们车间进厂八九年的老工人都没见过工伤保险、养老金长得什么样子呢？劳动合同全厂一千多个人只有两百人签过，这两百份劳动合同都是应付上面检查的，除了每年签一次名，他们都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我气愤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丽娟无奈地说：“我刚进厂也以为是，后来听老工人一说也麻木了，知足吧，你前面进的那个厂不也是这样吗？”
我更加郁闷：“那转正和不转正不是没什么区别了吗？”
丽娟苦笑道：“区别还是有的。转正了工厂统一办理暂住证，每人一月五块钱，一年６０元，从第一个月工资中扣除。”
我惊叫：“现在都快十一月了，现在办理只能用一个月了，也要扣六十吗？”
丽娟干脆地说：“当然。”
我彻底无语了，或者，我也象她一样麻木了。正如丽娟所言，宿舍内带男工进来过夜的，真的不止一个人，我们宿舍１２个人，有１０个不是结婚就是有男朋友的，其中有三四个是经常带老公或男友进来过夜的，这三四个人中就包括罗小花。我忽然从原来的讨厌上夜班变成喜欢夜班了，上夜班最起码睡觉时不用在床上晃来晃去，不要听到那“吱吱呀呀”的声响。特别是宿舍同时有两个以及男工在里面过夜时，夜半醒来，那才叫一个壮观。
这样难堪的局面直到十二月份中旬才得到彻底解决。大约是有人匿名举办了，保安部在一个半夜时分突击检查宿舍，竟然抓到近二十个在女工宿舍过夜的男人。这些男人有五个是外厂的，这五个男人的老婆当即被开除出厂，还有十五个男人被全厂通报批评，并男女双方写了检查贴在通报栏里，且双双罚款半个月工资。
这次突击检查我们正好上夜班，吴少芬她们虽然幸免于难，却再不敢带男工进来了。不久，她们四个人就合伙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约定每对夫妻每月可在那间小房子过夜一周。
我们宿舍终于清静了。不久，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结束了“啤工”生涯。
４９。
我原先以为注塑部只有３８台注塑机，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原因是注塑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里还有８台注塑机。亮光厂主要生产塑交产品，属三来一补企业，以相机和玩具为主。因为这些产品都是中低档的，所以镜片要求并不高。那个小房间里的８台注塑机就是为了生产镜片用的。
那８台注塑机的“啤工”和外面３８台注塑机的“啤工”是每天轮换的，大约是十二底，我和吴少芬被轮换到那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常年开着空调。虽然如此，里面还是闷得要命。最主要的是，因为房间不透风，塑脱的味道非常大，刚进去我差点没喘过气来。不过因为是生产镜片的，环境要求较高，进去时要换上里面特有的拖鞋并戴白手套。
那几天，８台注塑机一直在生产一种新型镜片，我和吴少芬就是负责这台注塑机的“啤工”。瘦小的马课长带着文员孙丽不断地进进出出。孙丽是个江西女孩，戴着一副眼镜，虽然不漂亮，但身材很好。几天以后，她就和我们熟悉了，相互之间也说说话。
孙丽今年２２岁，是师范生，毕业后就来了东莞。我原以为她的工资会很高，没想到竟然只是６００元每月！这让我很是吃惊，原来孙丽因为没有经验，是以储干的身份被招进来的，所谓储干就是储备干部。和她同时招进来的还有二十多个人，他们进来就被分到不同的部门实习，她做文员还算好的，和她同来的几个大学生还被分到一线组装相机。
她对自己的前途很是迷茫，招他们进来的老板说做得好可以给他们加工资的。他们那一批人来半年多了，有的现在是部门骨干了，有的却还在一线拼死拼活做工人。孙丽说这话时神情十分沮丧，我却从她的沮丧中看到了希望。亮光厂在这点很好的，不象内地机关或企业那样，仅凭文凭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和她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不是吗？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马课长进来了，他要把我刚刚捡出的一组镜片拿给负责生产的老总过目。那组镜片我己按他的吩咐放在一张１６开大的白纸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原封不动地将这张１６开的白纸拿到老总面前？
我早知道马课长能做到今天这个课长的位子，只是凭他八九年的注塑机经验，事实上，他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此时，面对整齐摆放着镜片的这张白纸，马课长显然有些束手无策了。他尝试了几张方法都不行，便开始征询孙丽的意见。
孙丽更回地笨手笨脚，其中有一次还将摆放在白纸上的镜片差点弄乱了位置。马课长不满地“哼”了一声，挥手让他退到一边。但他自己，依然是束手无策的。当他尝试着将眼光移向我的时候，我知道机会来了。
５０。
我胸有成竹拿过旁边一个盛装镜片的纸盒，纸盒比１６开白纸略大一些。我先是将纸盒平放在那张１６开的白纸边，然后用手轻移那张白纸，很顺利地便将那张白纸拖进纸盒内了。这是物理学上最简单的位移，我奇怪大学毕业的孙丽竟然会想不到？当看到白纸上的镜片端端正正在躺在鞋盒里，我看到马课长眼光一亮，微笑着冲我点点头。
孙丽也赞赏地望着我，表情很是复杂。我忽然想到我来东莞的目的：一是找到该死的湖南人齐月升，为我的三十八个父老乡亲报仇！二是我没有上大学，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凭我的聪明和勤快，我一定要比上大学的同学们生活得更好！
现在看来，我来东莞是对的。湖南外出打工的人几乎都来广东，而来广东又多以广州、深圳与东莞为首选。东莞位于广州和深圳之间，治安总的来说不如广州和深圳。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藏一个人真是再容易不过了。即便如此，要想在并不大的东莞找一个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在东莞好好地生存下来。从今天的事情来看，只要足够的聪明和勤奋，我相信我会比那些上了大学的人生存得更好，比如刚才那个孙丽。
只是我没想到一切会来得那么快，第二天早训时，马课长便在讲话时宣布，以后由我做Ｂ班的统计员。听了这话，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将眼光望向我。我也感到很突然，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
我们注塑部四十多台注塑机的产量是由专门的统计员统计的。统计员都是“啤工”出身，现在我们这个班的统计员文秀和另一个班的统计员不但是长相极为清秀的女孩，还都是在厂里有一定靠山的。我刚来厂被便如此提升，实在让很多人吃惊。
文秀其实是主动提出不做统计员的。原因是她家是在大山里，小学里读的是复式班，老师只有一名。虽然她也想学好，但那名老师自己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生，她又能学到什么呢？进厂后因为马课长是她表叔，便让她做了统计员，但她每天把报表做得乱七八糟，为这，挨了张培和马课长不少骂。文秀说，她才不稀罕这个统计员呢，她还是想做啤工，虽然累点苦点，但没有压力。
望着文秀如释重负的脸，我真是百感交加，为文秀也为自己。是呀，她和我一样，并不是我们不想上进，并不是我们生来就甘于贫穷，但很多客观的条件制约着我们，让我们无法上进、无法不贫穷啊。
正如文秀说的那样，她对数字真的非常不敏感，但她削的披锋却又好又快。并且，她在教我做报表时，非常耐心，面面俱到。
当从文秀手中接过纸、笔、直尺、计算机时，我真是百感交加。这些东西一度曾离开了我，如今又回到我手里，我一定不要他们再从我手里溜走。但我的两只手，能永远握住这些东西吗？
５１。
虽然统计员和啤工在工资、待遇及上班环境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但统计员在注塑车间是相对清闲的工作，并且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每一小时统计出４５台注塑机的产量。而每台注塑机啤出多少零件，根据注塑机时的时间也可以算出来的。但多数啤工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所发只要稍稍会眯加减乘除及百分比的算法，这工作是再简单不过了。大多时间，４５台注塑机并不全部开机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