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70％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4 000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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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政权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权在进行贿赂交易时总是因目标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国家的情况？作为*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窃案。一个如苏哈托般强势的*者的领导是否有助于*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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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的*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程度较轻或*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1）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枪支、手榴弹、炮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20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2005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炸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精确的伤亡人数的统计变得很不现实，但越南政府估算，超过50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200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药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760万吨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炸物吨数高出3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炸弹吨数高出15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65％的石油储量、59％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地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2）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爆炸将半径1英里（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1945年底，10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is）和戴维·温斯坦（D*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炸弹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