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娱乐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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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娱乐界的边缘-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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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鸣、叶蓓、戴军、满江、金海心等等,我们生活中在一起是近距离的,很真实。”
  “包括你见到的高枫,你觉得明星是什么?”
  “明星是公众塑造的产物,和本人没关系。”
  “你在节目里想表现是生活里的他们还是公众形象的他们?”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间会尽力地挖掘他真实的一面,不会淋漓尽致。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公众,所以不能完全的本色。他要化妆,然后要说让大家都满意的话。
  “记得有一次武汉楚天音乐台的一位主持人,和戴军是好朋友。在做节目的时候,打电话给高枫,他是直播但没跟高枫说。就问最近生活怎么样?高枫就说昨天见了一个女孩,怎么样怎么样,生活中的一面暴露出来了,直播出去了。当时高枫非常愤怒,后来那位主持人也因为这件事换了一个岗位。
  “所以我觉得公众和生活是两个概念,生活中有隐私,公众形象没有隐私,一定要分开。这个度很难拿捏,也很难把握。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素质来决定,否则会很乱。所以现在娱乐报道会鱼龙混杂,会侵犯到个人空间,我觉得就是这个度没把握好。”
  “靠什么把握这个度?”
  “我觉得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是在做人。做人都是有原则的,做人也跟文明、跟修养有关系。一个有修养的人或者一个文明的人,他肯定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能去侵犯人家的利益。”
  “不能去伤害别人?”
  “对。不能去触犯、冒犯。因为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你要冒犯我或者我冒犯你?这里边有一种尺寸。既然从事了娱乐,又是公众人物,你可以去报道他,可以说一些别人可能不知道的故事。但是一定要建立在能够公开的情况下,不会造成伤害,这就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质。你不能以伤害别人为代价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否则就跟抢东西一样,把别人的东西拿了过来。”
    十五  从没想过求别人
  “你把在北京闯荡一年的积累,通过Channel[V]释放出来了?”
  “对。当时汉唐公司有一个叫栗正的歌手,他唱歌没有红,但是他开了一个酒吧火了,在动物园车站的边上,叫栗正酒吧。那里成了地下音乐人的聚集地,每天有很多地下音乐人在那儿唱歌,表演。我在Channel[V]拍地下音乐人,就去了那个酒吧。”
  “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因为太火了,被砸了。后来又换了一个地方在学院路那边,也挺火的,我一直没去。工作忙,没时间。我喜欢帮人,不喜欢求人。我乐意跟落魄的人在一起。
  “1993年我在北京上课的时候,H带我去见过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叫林育明。1995年我来北京一年都没有找过他。到了1996年的4月,我在Channel[V]去拍新闻,在一个发布会上,碰上他。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这个发布会要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不能开,山奇还没到呢。要你到了才开。’
  “其实我心里特明白,这是因为我的平台。当时海外媒体特别少,就我一家。虽然我个人只是在努力工作,但是这个平台也同时成就了我。所以我从来不会沾沾自喜。就像3月份鼓仨儿跟我说我特有名一样,我没有想过有名没名。”
  “走过这段路你觉得哪个阶段最难?”
  “就是在我没有固定工作的那个阶段。那个难是心灵的难,就是心灵在摩擦的时候,到底是留下还是回去?对未来的茫然。这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的。我从来没有觉得物质难过,尽管物质很难,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超过精神的压力。”
  “就连下雨天都没有感觉到绝望吗?”
  “没有。而且我觉得身体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林育明问我,说‘你来了快一年了怎么从来没找过我?’我说‘如果当时来找你我觉得有求人的嫌疑,所以我没有来找你。’
  “我身上没有求人这个概念,我从来只靠自己。没有这个意识,没想过我要去求人家。我特别坦然,我要用我的努力去付出、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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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森林公园的一天(5)
“你习惯别人靠你,不习惯自己靠别人?”
  “对,主要在精神上。我本身物质不是很丰富,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会用物质去帮助别人,哪怕很少。我希望我周围的人都生活得非常好,所以我特看不得周围人有困难、有痛苦,我会尽量去帮他。
  “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帮别人?老为别人做事情,没有任何好处。’我说‘我乐意,我在里边得到了快乐。’过了两年她就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有钱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没劲,特别不快乐。’我说‘你应该想起以前问过我,为什么老帮别人?我现在没有你有钱,但是你的钱买不到我的快乐。’
  “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觉得物质苦过,我只是觉得精神上的苦。但我很适应,我很享受这种苦。我觉得这种苦会磨炼我的意志,提升我内心的深度。从中得到很多感悟,都是从磨难中产生的。”
  “你喜欢跟落魄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也反映这一点?”
  “我不知道,反正我会特别关注这些落魄的人。但落魄不能没斗志,我最初看见要饭的人,我会特别同情他,也会给钱,但我现在通常不给。一个是我救不了全部;另外一个,各人应该按照各人的生活,各自去奋斗。我觉得给予人帮助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你从根上把他给改了,让他对未来抱有希望。”
  “在当今社会你能做到哪点?”
  “我只能尽量做到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不可能改变所有。”
  “你自己就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吗?”
  “有啊。在Channel[V]的时候我住在8楼。有一年冬天,我生病,浑身疼。那种难受觉得比死还难受。我想这一晚上熬不过去,我得去看病。我这个人又不愿意求别人,我不愿意打扰别人,就自己一步一步爬下楼梯。根本走不动路,一步一步挪出去的。到医院本来10分钟的路,可能挪了半个多小时。看完回来还那样,没办法,自己在家里找了芬必得,吃了以后,那夜睡得特别舒服。早上好了,就又上班去了。”
  “是什么原因?”
  “感冒,浑身的疼,难受。那一刻特别无助,这么多年那是我惟一一次生病。”
   。。

在小镇的教堂里我是惟一的亚洲人(1)
10月24日
  早上9点早餐过后信步向外,一个人慢悠悠地走着,没有目的。路旁幢幢古老的楼房,是赭色金山石砌成,怪不得那么牢固。听说战争期间德国有三座城市没被炸毁,其中巴登·巴登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美军中有许多人在战前来过巴登·巴登度假,有着良好的印象和较深的感情,所以决定不轰炸这个地方,也许他们当年也留下了不少故事吧。
  阳光很灿烂,听说我们来之前连着一周下雨,可我们一滴雨也没见,可见老天比较眷顾我们。早上虽然清冷,但阳光撒在身上暖暖的。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树木葱茏的叶子在阳光下恍惚,惬意的我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看到有人走近双塔教堂,想起今天是礼拜天,应该有礼拜,我信步进入教堂。教堂里正响着管风琴的音乐。教堂内分上下层,正面有三扇长条型的窗,上面画着耶稣受难的画,五彩的玻璃透着阳光,很漂亮、很庄严。
  教堂的座位前后左右分四个区域,每区有九排六座,总共有216个座,两边和后面还可坐些人,不算楼上可容纳300多人吧。我坐在最后一排,有一慈祥老太太递给我一本书,我拿着书翻看着,里面是一些五线谱的短歌和一些文字,都是德文的,应该是圣歌吧。
  一开始教堂里有着十多个人,都是老太太,安静地坐着。不一会儿,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开始有老夫妻进来;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3岁左右,一个6岁左右;还有中年男人带着2岁的儿子。在快十点之际,教堂钟声连绵不绝地响了起来,人越来越多,还来了一群15岁左右的男孩、女孩,大约7、8个人。每人从边上的书架上拿一本书纷纷入座。
  整10点时,主教上场,穿着黑色的神服,留着胡子,等音乐结束后开始说话。大家跟着主教朗诵,一个美妙的男声在里面唱,唱一句大家和一句,真是天籁之声,很动听。
  环顾四周我是惟一的亚洲人。坐了半个小时,因为要回酒店,赶时间,所以趁有人开始离开的时候,我也赶快把书放在书架上离开了。
  礼拜的感觉真好,很神圣、很平和……
    十六  真实的坚强的罗琦
  “当时《非常中国》的主持人是谁?”
  “罗琦。那时候她已经瞎了一只眼睛,戴着墨镜主持。但是歪打正着,特别酷,特别有个性,特别受欢迎。因为中国的主持人当时没有这种风格。罗琦应该是大陆人第一个在海外频道的首位音乐主持人。”
  “你知道罗琦吸毒吗?”
  “罗琦那时候吸毒,我感觉出来了,别人也说过。”
  “她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眼睛瞎了以后。有一次我们在酒吧聊天,她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我说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但是也不要伤害自己。我是暗示,她听懂了,但是没有追究这个话题,我没有说下去。”
  “她眼睛什么时候瞎的?”
  “应该是1993年被刺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吃了很多苦。后来我才知道她头上、身体里都有钢的材质。她受过重伤,眼睛又被刺,很痛苦。因为眼睛瞎了,很难度过这个过程,后来被别人引诱吸毒。因为吸毒可以遗忘,属于临时麻醉。
  “罗琦唱了《选择坚强》后,一鸣惊人。她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王晓京的星碟公司推出来的。
  “我记得1997年她跟我打电话,说‘你到我家来聊聊天吧。’我说‘好啊。’去了以后她说她戒毒了。我说是吗?她说‘你是我中国朋友里惟一一个人没有问我吸毒的事,现在我戒了,我要告诉你我戒毒了。’她说是她妈妈帮着戒的。这是1997年。她说‘我怎么认为我肯定戒了呢?因为我拿到毒品我把它放到马桶里冲下去了,我能抵抗了。’
  “但是这个东西反复性很强,她后来又复吸了。之后发生南京事件,她被强制戒毒。后来跟男朋友去德国,去德国以后消息虽然很少,但我一直牵挂她。2004年初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洛兵写到他跟罗琦有沟通,我就跟洛兵说,她回来要告诉我。后来她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们见了一次。”
  “她戒毒了吗?”
  “是的,状态特别好。装了假眼,发胖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给了你磨难,也给了你幸福。’她现在的老公特别爱她,一个德国人,搞电影的。她心态很好。”
  “罗琦身上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真实,也很坚强。”
  “吸毒的人反常吗?”
  “我发现他们吸毒的人很奇怪,需要钱的时候会编造很多理由借钱。我曾经遇到有人借钱,但是我通常不给,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救他。我一般对赌博、吸毒的人不借钱。”
  “和罗琦的交情就是从做节目开始的吗?”
  “对啊,她做主持,我做节目。通过聊天我也觉得她非常有想法,她也看过很多书,不是我原来认为的那个特别无知的人,因为我以前觉得她除了会唱歌,也就那么回事。其实我对她不了解,接触以后我觉得她本性很善良,然后又很好学,又很坚强。她的弱点就是因为沾染了毒品这种东西,自控力会差一点,但这是她的生活,我管不了。”
  “你怎么看待自控力?”
  

在小镇的教堂里我是惟一的亚洲人(2)
“我觉得毒品是一个有瘾的东西,不犯瘾的时候可能会控制自己,但是发作的时候控制不了。”
  “你和罗琦面对面的时候,会想到她是一个沾染毒品的人吗?”
  “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没想过她吸毒,因为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去想坏他。只是后来,她曾经到我家问我借钱。没说什么用,只是说想借钱。后来我想可能是买毒品去了。我那时没什么钱,给过她一百块钱,但之后再也没给过。我记得有一个摇滚人C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女朋友换肾需要钱。那时别人以为我应该挺有钱的,其实没有。那时候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还要交房租。”
  “这种东西在娱乐圈里很流行吗?”
  “现在的吸毒现象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现在可能有摇头丸、大麻存在,但是我不太明确,因为我自己不会介入到这个领域里边。”
  “罗琦的真实在什么地方?”
  “她的为人真实,跟人相处很真实。我记得1996年的夏天,北京经常下大雨,我还在Channel[V]。一个搞音乐的人A晚上跟我打电话,说他状态不好,对生活厌烦了,要自杀。我着急,半夜三更,我想怎么办啊?又找不到他家。
  “我和司机陈先生去过他家,但我不认道。A也是罗琦的朋友,我就跟罗琦打电话。罗琦说不要理他,他经常这样的。我说不会吧,他都要自杀了,我们去看看他会不会出事。我就打车去。罗琦住的很远,在北边学院路那儿。半夜三更就把罗琦弄了下来。
  “司机陈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又跟他打电话,我说我想去A那儿。他说这样吧,你们在西直门桥上等我,我去接你们。那时候已经2点钟了。我们就开车去A家,家里没人,敲了半天,找不到人,没办法,只能回来,还特担心。
  “回来的路上因为刚下过大雨,桥下有积水。我们的车是面包车,下边进水以后就冒烟了。后来及时发现了,就赶紧下车处理。半夜三更,晚上四点钟了,罗琦躺在车里睡着了。司机说这个情况如果发现晚了会爆炸的,很危险。半夜三更,就把罗琦送回家,还没电梯。后来罗琦都感冒了,把我埋怨了一顿,说‘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所以我就陪你去看看。’第二天A打电话说,没事。他跟罗琦这么说,他说‘没想到山奇会当真。’
  “罗琦因为吸毒,不守时,有时我们做节目找不到人了,所以想换新人。我们开始试镜,试过林依轮、陈红、肖楠,最后选择了歌手P。当时P正被起诉。正大公司推红他出来以后,他解约了。因为在正大唱流行歌,但他喜欢摇滚。所以他的解约,让正大血本无归。
  “当时到了我们节目组,我发现这个人骨子里不是特别尊重人,他可以轻易地否定你采访的人物,说这个人没有名气,其实比他要有名。同时在节目里说别的歌手是农民喜欢的歌手。我曾经跟他说,作为歌手,节目中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我们只是做介绍。
  “他最初和最后的态度都不一样,最初他特别热情。没多久,我们拍节目,提前打电话说接他去拍摄,等全体人马开车到他家门口,他会让我们等一两个小时。出来以后又说头发要去洗,又跑到理发店去洗头发,所以拍摄计划完全失控。我不喜欢不守时的人。我认为一个人的守时是一种素质。
  “后来我才知道P喜欢玩电子游戏。因为晚上游戏玩晚了,早上起不来,时间上耽误了。所以我对电子游戏没有好感,我觉得玩物丧志,它能让人上瘾。我觉得任何让人上瘾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从来不碰烟、酒,凡是能上瘾的,我从来不碰。”
    十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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