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便之所。然后就那样憋着……终于憋不住了，也就尿出来了！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一场梦。慌乱中看见地下有一摊水，再看，自己裤子和鞋也莫名其妙地湿了。
噢！原来是梦中情节。
噢！原来是小便失禁。
如此生活，带给自己些许安慰：那年秋，我收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顽固不化的后遗症：神经衰弱。用医生的话说，就是神经错乱。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期间还夹杂着另外一些病变，如年青人正常的生理现象：遗精。羞于开口的同时，也吃过不少补药。有医生对我这样说，我才不至于害怕：“结婚后，就没有事情了。” 。。
老师：留在记忆里的记忆
祖父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授业解惑，释疑修身，可谓万人敬仰。后来，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政府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只可恨这个玩笑也实在开的太过分了。祖父身心所遭受的磨难，非一般人难以想象，就是他老人家的孝子贤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故的牵连。由此在我内心引发出来的种种情绪，又不能书写成文，只好记在心里。
由祖父联想到老师，除过“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个感受之外，其中又有敬重祖父的成份在内。只要一提起老师，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祖父，想起他老人家慈善的面孔，想起他老人家温和的言语，就连他老人家走路的姿势，都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可以这样说，祖父的举止言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老人家的学识品德，他老人家的做人原则，他老人家的为人处事，已成为我一生行为的准则。
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这天在我一生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祖父在这天辞世了！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悲痛，可事实就是那么不近人情，我只有将这份无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没有阳光没有温度没有声音的那天……
从小学到忻州商校，自己在学校读书的生涯，少说也有十三年。本村小学五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白石初中二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二年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六月），豆罗高中二年半（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忻县商业学校二年（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真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书。现在想起学校生活，真是悲喜交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啊！
但是，在这十三年读书求学期间，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却时时潜入我的梦乡，叫我常常难以入睡。我不能忘记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更不会写出四五本书来。因此，在这一篇里，我尽可能多写一写他们，算是报答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提起我的老师，应当首推吴果花老师。她老人家是山西省汾阳县人，老牌大学毕业生，人长得有福，个子也高，脸上经常带着笑容。尤其是她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在我们名字后面，她老人家习惯带一个“子”字，听起来倍感亲切。
在教学上又有一套因材施教的办法，每年公社统考，寺庄小学的成绩都排在全公社前一二名。她那方法，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她一个人教一至五年级，一共有二三十个学生，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一遍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再给五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然后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也就到了。然后就下课了。
听吴老师讲课，好像是听她老人家弹钢琴，那么自如，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像行云流水，像春天里的细雨，像夏天里的微风，像秋天里的庄稼，像冬天里的雪花。
小学时候，因为我们班只有七八个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的一贯表现，我是班里没有任命书的班长，五年级那年，我被学校推荐到公社，又被公社推荐到忻县，最后在《忻县小报》上登了我的事迹。那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被推选为全公社五个学生代表之一，光荣地坐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观看文艺表演节目。
也就是那年冬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学校刚刚开学，依照旧例要全面打扫卫生，我打扫墙面时，无意把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下可闯下大祸了！当时学校里驻着贫下中农管委会，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反革命事件。
此时，他们又联想到祖父的身份。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还有贫下中农参加，让我在大会上公开做检查，承认罪行。我的老天，当时我只有十岁，我懂什么一贯道？我懂什么反革命？毛主席在我心里是最亲的人，我对他老人家有什么意见？反对他老人家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
我搞不懂。
他们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他们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是天天让你做检查，学校也天天召开批斗大会，我站在学校的台子上，低着头，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
对此，吴老师也无能为力。但她老人家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有事没事就把我叫在她家，所谓的家，也就是学校里的一间空房子。然后给我讲一些我能听懂的话儿。我知道她老人家是在开导我，指点我。然后取出她家里的所有书来，让我看。印象中有一本红皮书，好像是《星火燎原》，里面的内容没有记忆。尽管那时看不懂书里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爱看书的良好习惯。
一次考试，题目是地理方面的一道考题，原题记不清了，大意是让举例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的原因，我在答卷后面，以村北牧马河水从西向东流为例，以此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后来，吴老师还把我的答卷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让其它同学学习。
吴老师是什么时间来我村教书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老人家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随她居住在学校，老大小名叫林林，是个女孩，人长得特别漂亮，我还为她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企鹅》，收在我的诗集《月*人》里面。不能说我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高贵，我不敢有“懒蛤蟆”的任何想法。
后来，她老人家随夫调回太原钢铁公司某中学教书，我刚从吕梁调回忻州时，还特意去她家看望，她老人家身体很好，性格还是那么开朗，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中午时分，她留我吃饭，我找了一个借口，走了。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在她家吃饭，而是觉得我应该请她吃饭才合情理。那时自己口袋还很经济，实在是掏不出富余的钱来。
只有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上初中时，有位老师名叫邓松涛，湖南省人。他老人家喜爱文学，每天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他老人家就给我们朗读著名作家浩然写得短篇小说，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邓老师那特有的湖南腔中间，又夹杂着一些山西口音，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另外一番滋味。尽管现在想不起当时他念的什么内容，但对于我来说，那却是世界上最美的文章了。“作家”二字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在我心里埋下一颗种子：长大当一名作家。
我对文学的爱好，也就是从这时萌发生芽的。
后来，听说邓老师回了湖南老家，我多次打听他老人家的地址，想把我最近几年出的书，给他邮寄几本，也算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回报方式！后来，打听的结果是，他老人家走了……我只能遥望千里，寄一丝哀思，并祝他老人家地下有灵。
上了中学，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至深。他老人家名叫赵三寨，系忻州城东街村人氏，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历史系，学业优异，留校做了助教，因与导师合写了一篇论文，被打成“右派”……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课时，好像政府刚刚给他*昭雪，这个时间好像是一九八零年左右。
虽说赵老师学的是历史，但他老人家对其它学科都有极其深厚的功底，尤其是对语文。记得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苏轼《赤壁怀古》时，讲着讲着，他竟然忘情地唱了起来，好像他老人家变成苏东坡似的，真是声情并茂，有声有色。
赵老师讲课还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讲课时，总是戴着一副口罩，好像是怕粉尘吸进他肚子里。每天早晨，我们跑操时，见他老人家在操场上慢悠悠地打太极拳，那个姿势，好叫人羡慕。
同学：雾里看花花更浓
十年寒窗，细算起来，所谓的同学真还不少。有来往的也就是那么几位，说到交情二字，自己天性孤独，不善群居，没有共同语言是一回事情，真正的原因还是自己嘴笨，舌头短。
就是这个原因，叫我吃尽苦头，尝遍人间酸甜苦辣，并且真正体会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痛苦。比如上学听老师讲课，老师讲完后自然要提问。自己会不会？会！可就是怕老师叫自己的名字，越是害怕，心情就越紧张，老师就愈要提问。原本会的，就因为自己紧张，往起一站，脑海里一片空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自己本来会，张开嘴巴就是没音。参加工作之后，只好有意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其中也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这是自己不善群居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家境贫穷，自以为低人一等，别人都比自己强，这也是自己不善交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理说，小学五年，同学七八个；初中二年，同学有三四十个；五七农技校二年，又有三四十个同学；豆罗中学二年，同学就更多了，少说也有七八十个；忻县商业学校二年，同学也有四五十个。这样算下来，我一生的同学就有近二百人之多，天南海北，那儿的都有，真正能叫上名字的，也就是那么几十个。近几年保持联系的，也就是那么几位。在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有必要写一写他们，或许这也是想念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我对小学同学没什么印象。如有，也是一个村子的原故。名字尚能叫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年龄也知道个大概。说到情意，似乎可有可无。我想，其中原因，肯定与我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有关。那个想起来就心有余悸的年代，给我的印象并不美好。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表示我对那个年代不满，或者是对某些人有什么看法。天高云淡随风去，落花流水应有情。祖父生前对我说过这么二句话，当时自己年幼无知，不知道这二句话有什么含义，只知道“落花流水”这句成语，在过去那个年代还比较流行。当然，也不是什么赞美之词。
在白石村读初中时，对大多数同学还有印象。说到感情，应该有，也朦胧。
真正懂得爱，或者真正懂得恨，那是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那年是一九七五年。于男女之事，朦朦胧胧中也有些想法，尤其是偷看了异族兄长那封情书后，才知道汉语词汇里，还有一个词语叫“爱情”。
那年我十四岁。
在豆罗中学读书期间，又学到了一个词语叫嫉妒。教给我这个词语的同学，他与我同属一个地方。后来此人随我考入“大学”。后来此人分配到外地，据说还开了一个“水产品”批发部。话说至此，似乎有叙述这件事情原委的必要，以此来说明“嫉妒”二字的由来。
事情是这样的，此人数理化不好，怕我将来考试超过他老人家。于是，他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把我所有的数理化书全部偷走。这件事情发生后，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气愤。我连夜来到他村，住在一位亲戚家里。晚上来到他家时，他已经闻风而逃。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闻风而逃就说明他做贼心虚。这件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如此旧事重提，一是有小看他老人家的意思，二来也说明自己实在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在豆罗中学读书期间，还有一位同学也有记叙的必要。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原因是他那学习方法与平常人有异。他喜欢安静，因此他白天睡觉，晚上起来看书学习。有一次，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在教室里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其它同学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正在宿舍里睡觉呢！他父亲那个心疼哟！
后来的结果是这样的，高考是在白天进行，那位同学已习惯晚上活动，结果是人家紧张地答卷，他却爬在桌子上睡着了。没考上的原因，自己也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在“小学”读书期间，一位与我算是同乡的同学，依靠某种关系，分配在一家大饭店里担任一把手。因内人户口尚在乡下，我和他老人家一说，他竟然满口答应：“这事包在我身上。户口和工作都没问题。”我心大安，同时也感到同学之友谊地久天长。一次，有位同学来传话，说那位同学春风得意、少年得子，异常兴奋，在太原“聚宾楼”摆了四五桌高档饭菜，请咱们去吃饭。当时一听，觉得真是一件喜事。后来又想，那饭总不能白吃呀？当时，我一月工资是四十一元，又因自己在财务室工作，临时挪用个钱并不是什么难事。和内人一商量，她的意思也和我一样：平时咱不能表现，这还不是个机会？然后从财务室借了三百元，吃了一顿饭，自以为有了意思，内人的事情有了眉目。
然而，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老人家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来推去，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由此看来，同学还是同学，事情就是事情。在我眼里，三百元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可在人家看来，似乎还“不够意思”。怎样才够意思呢？他老人家不说的同时，我就不会知道。
还有一位同学，他老人家是外地一位主要领导人物。二零零三年，我自费出了一本书。因是自费，书号费和印刷费加在一起，就是一大笔钱。按理说，二万来元钱，对于一个大老板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可对于我一个以写书卖书为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人常说：出书名利双收，那是指手中有权的领导而言，对于一个手中无权名字后面又不带冒号的平凡人物，以此为生，可想其难。一位同学送我一个外号“文化乞丐”，我知道其中有讽刺的意思在内，但我还不能面对面地与他“PK”（北京城近年来的一句流行词，意为竞争，也有争辩的意思）。尽管如此，我还写书，我还卖书，因为自己不会别的。
话题回到前段开头，我给他老人家送去二百本书，一共是三千元。你要这个钱，我偏不给你，就叫你没脾气。此钱不要也罢。此位同学不提也罢。一提心里就来气，也就是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教我的脾气越来越坏。
还有一位，也是大学同学。他老人家在校时曾借我五角钱的菜票，结果是有借无还，连一句话也没有。按理讲，五角钱在当时那个社会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可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穷苦人来讲，那无疑是一斤鸡蛋的概念。由此可见我这个人是多么小气，又是多么不讲道理啊。
同学那么多，我应该记取人家的好处才对。比如在忻州市工商局担任领导干部的米金保，比如在《五台山》杂志社担任总编的张宝灯，比如在五寨县担任县长的郭泽兵，比如在山西省财政厅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