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那么多，我应该记取人家的好处才对。比如在忻州市工商局担任领导干部的米金保，比如在《五台山》杂志社担任总编的张宝灯，比如在五寨县担任县长的郭泽兵，比如在山西省财政厅担任《财政评审》主编的张俊秀，比如在忻府区环保局担任领导干部的徐秋生等等，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安慰。
但是，我一生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更是怀才不遇。忻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振吉倒是看重自己的才智，但他老人家又属于那种“认才不认钱”的“连级干部”，与如今“认钱不认人”的社会环境，是极其不合的。我倒希望他老人家能跟上现在这个社会的进步，至少有我发挥才能的一片天空。
然而，老天爷就是这么不公平。你想这样，它偏偏不让你这样，好像有意磨练我那脆弱的意志，致使在我内心涌现出的那种厌世心理，以及对社会和对人生的种种低*绪，以及大限之期就要来临的种种不安，使我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将这一谬论进一步推而广之，则是游动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看到的只是他们极其丑陋的一面，我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我恶劣的一面，这是我的不对，也不是我做人的原则。
话说至此，我这种心理，是否属于一种病态？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活在社会里，不能让社会适应你，应该是你去适应这个社会。
这样推理，似乎和以下两句话儿有着同样的意思：
白布掉进染缸里，
还是白布不可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梦：随心飞
小时候对梦的理解，绝大部分是毫无理由的盲目。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就是说，白天你想到什么，晚上睡觉时就会梦见什么。想得到财富，就在梦中实现。想娶个媳妇，梦境里就会出现许多漂亮女孩子。
有这样一个梦是我小时候做过的，时间过了二十多年，丝毫没有模糊的可能，反而更加清晰起来，就仿佛那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在村南火车道旁边的大槐树下，自己拣到一个硬币，往前走了几步，又见一枚，再往前走，见地上有很多钱叫我心跳，在确信周围没有人的瞬间，自己拣了起来，将沾在硬币上的土也装进口袋。之后用手挖地上的土，松松的，中间夹杂着碎石和一些草根，直到手碰到一枚硬币时，大脑才高度集中起来，啊呀！原来自己所需要的还是几枚硬币啊！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掏自己口袋里的钱，掏不出来的时候，还要去实地寻找梦中的足迹……
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了，然而我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一颗穷怕了的心灵，而且伤痕累累，用现实的说法就是小气。我不知道这种“小气”会给我的晚年带来什么，但我肯定一点，就是自己对钱的认识，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解，有时候把钱看的很重，有时候把钱看的很淡。我想有人会这样理解的：想用钱手中又没钱的时候，就会把一分钱看成一角钱甚至一元钱，有了钱的时候，就感到那钱花起来，也不知道是花谁的呢！
由梦说到钱，足见自己童年的贫寒。长大后，对梦的理解也逐步提高起来，比如自己结婚前的遗精就属此类，倒不是说自己在结婚前尽想些结婚的事情，而是那些结过婚的男女，给自己一种神乎其神的印象，说快乐说愉快说幸福，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欢和身体上的各种变化。由此看来，自己是很容易犯错误的那种人。好在自己结婚前还比较胆小，更主要的是没有形成犯错误的社会环境。六玲是个例外，她是我干妈的六闺女。
结婚就是好，幸福不必说，快乐不必说，单说有那么多的人前来祝贺，就说明结婚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张床上睡觉那么简单，这中间有很多联系。
自己结婚后，有三个梦需要记录下来，随着这三个梦的内容的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其原因还是让科学家们研究去吧。
一个是梦见了太阳。听人们说，一般人是梦不见的，只有不平常的人才会有此机遇。照此说来，自己是那种不平凡的人了，然而我却没有体会。梦中的情景很简单：红红的大大的圆圆的太阳从东方刚刚升起，担心太阳会掉下来的缘故，有很多人在太阳下面弄了一张很大的网，自己站在石崖上，刚从下面爬起来的样子，很累也很精神，又感到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之后就醒了。
一个是梦见从月亮里掉下一根又粗又直又圆的大木头来。时间好像是在晚上，月光很好也很美，月光下面还有人们在田地里劳动，好像是在放牛，地点是在我村火车站以北、牧马河以南的地里，当时还有火车停在站台上，自己偶尔抬起头的时候，就发现从月亮里飘下一根小木棍来，之后愈来愈粗愈来愈大，直到它快落到地面的时候，自己还躲闪的跑了几步，生怕砸住自己的身体，我发现这一奇迹后，还大声惊叫起来，并招呼周围的人们朝天观看，等到圆木落到地上，我过去一看，很粗很圆又很直，直径可能在一米以上，粗细也比较均匀，一看就是非同一般的树木，自己还在上面走了几步，很稳，过后不久也就醒了。
另一个是自己梦见了毛泽东主席，还有江青。时间有二个：一个是在晚上，地点在老家村里，我是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我接头的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个头很高，月光下看不清他的脸，但心里确认他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交给我一个小纸条，让我注意江青的举止言行。接着就是另一个时间：白天。在一个很宽大的病房里，我扮成一位医生，在休息室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躺在病床上的一位女人，她就是江青。人来人往当中，没发现江青有什么异常，我也就醒了。
还有几个梦是这样的，那是我生病的时候经常梦到的情景：不知是自己坐着一辆车，还是自己推着一辆车，一直朝前走，那路或高或低或宽或窄，好像那条路还会飘动，就这么走着走着，自己就醒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浑身酸困难受……
我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听见母亲和小梅姨姨的对话。
“出一出汗就没有事情了。”这是小梅姨姨说话的声音。
母亲说：“昨天晚上可把我和他爸吓坏了！” 。。
朋友：一杯酒
人生在世，肯定有几位能说到一起的知已朋友。村里人称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叫结拜，也叫弟兄。女性之间的朋友关系，称之为“拾弟妹”，我却不知道是哪三个字，只好取其音，请教诸位。忻州文人李峭仑（东村人）曾写过一篇文章《忻州民俗拾趣》，文章中称女性之间的朋友关系为“识弟妹”，可惜他老人家于今年已逝，不然倒可以向他请教一下。
俗语说，人不亲土亲，我想这是乡土观念的原因。从小相处在一起，肯定要比长大后结交下的酒肉朋友，更多了一份亲情。经常呆在一起，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争吵二句，但并不影响今后的来往，况且小孩子往往是不会记仇的。遇上记仇的人，你也没有脾气。该玩的时候，他还过来叫你，就让你记不住仇，就让你想不起不高兴的事情。
父亲有一位朋友是下河北村的，他老人家叫王润科，和父亲是同学，是哪儿的同学？父亲没有说，我也不方便问，总之是比兄弟还要亲的朋友。逢时过节，或家里有个事事非非，朋友来帮忙，总比其它人要靠得住。母亲也有一位拾弟妹，就是我的外母。近年来，不怎么以拾弟妹来往，那是有了比拾弟妹更亲近的关系。
在村里，一般情况是同龄人在一起玩耍时候多。我们这一茬人，在村里就有十来个，有张全根，张文明，张天才，安保旺，王变生，张全花（女，系同族伯父张根海之次女），张鲜花（女，系同族伯父张安祥之长女），张月娥（女），高秀英（女）等等，当然还有我。所有这些同龄人当中，我只和张鲜花在一个年级上过学，后来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时，又和张全根在一个班呆了几天。
小时候，除过在学校读书的时间，放学之后的时间也是不少。不是在一起挖猪草，就是在一起玩耍做游戏。夏天有夏天的事情，冬天有冬天的事情，要是等到学校放假，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小时候，我非常羡慕有朋友的人，可是家里穷，母亲嫌过年请人吃饭麻烦，自己也就淡忘了交朋友的想法。长大后，我在外地工作，回家次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也就是说，我们互相见面的时间不多，虽说小时候在一起玩耍惯了，相互也知道谁的爱好和毛病，可就是我这个人天性孤单，不爱与人和平共处，也不爱窜门坐街，直至近几年，随着自己年龄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就怀念小时候相处过的朋友们。
二零零四年冬天的某一天，我正好回到村里。与“发小儿”（此为北京方言，意为从小一块玩耍大的朋友）一块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同族异辈张文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他父亲与我同辈）儿子娶媳妇，我和同族兄长张全根一说，他也觉得难得一聚，毕竟知根知底。回家和内人说了，她还感到有些吃惊。我说，小时候自己不懂事，现在长大了，才懂得交朋友。也是，人过四十，对于村里的人，或者是村里的事情，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眷恋。以前，老以为自己比村里人有文化，甚至有高人一等的错误想法。其实不是那样，真心相处，还是村里人实在。人常说，城里人虚伪，没有人情味，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出于和文明的交情，也出于本村同族情义，我想在这儿写一写文明的儿子。他叫张振华，小名叫华子，今年（指二零零五年）刚二十二岁，虽说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年青人，却没有如今年青人的恶习，懂事有礼，爱劳动，是村里人公认的好后生。从学校一出来，就和他父亲在外打工挣钱，文明一月挣二千多元，华子一月挣一千五六，二个劳力，养活着两个女人，那日子在村里人看来，可真是没得说，也没人敢比。可就是今年（指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振华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小小年纪给没有了，这个打击对文明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但村里人讲究天意，把这话说白了，也算是安慰生者的一种方式。
华子一出事，文明马上通知全根和我，他知道我以前在忻州地区交警支队工作过，和交警部门有些关系，说起话来可能要方便些。之后择日打发。打发那天，全村人无不痛心疾首，都是眼泪汪汪，哭泣震天。自古伤心事，莫过于生死离别，更何况白发人打发黑发人！亡者已亡，最苦还是文明。原本可以坐在家里享清福的时候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为了老父老母，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还得活下去！还得奋斗！
下面我记叙一位“发小儿”，他叫张全根，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女人，生二男一女，前几年，因全根媳妇身体不怎么好，花了许多钱财，自从搬到村东以后，全根媳妇的病也好了，自己在外面的收入也日见增多，更叫人感到欣喜的是三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爱学习。尤其是长子张振伟，现在忻州七中读书，学习用功，在班里是一名好学生。全根的最大优点是性格开朗，说话幽默风趣，是我们同龄人中的红火热闹人，有事不往心里记，一副知足常乐的天性，这是我所羡慕的。
记得他比我年长几月，但我总是没有叫过他哥，这倒不是说我没有礼节，而是村里人大多没有这个习惯，除过叔伯之类的称呼，其它就不那么明显了。你要叫，反而显得有些别扭。小时候，他家住在村西南巷，我家住在南巷口临街处，相距也就是二三十米的路程，因此我俩也就来往的多些。有事没事，每天总要去他家走一趟。
他父亲我叫仁旺伯伯，人长得身高大树，整天乐哈哈，也爱红火热闹。记得他老人家会敲小鼓，也演过乡村小戏，那时村里还时兴唱戏，什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而且村里还结合当时形势，也搞一些政治宣传活动，仁旺伯伯就是当时宣传队里的活跃分子。
下来就是保灯了。保灯也姓张，和我是商校同学，但不同班，他比我高一届，他是商校第一届会计班，我是商校第二届会计班，又是忻州老乡，所以来往多一些。记得我刚毕业时，他好像是分配在忻县一家供销社，后来调到《忻县报》社工作，再后来又分配在《五台山》杂志社工作。因自己平时爱写一些东西，自然与他来往就多一些，他老人家对我的帮助很大，有个什么稀罕书，只要他有，剩余的那本就会给我，或者是他不需要，也会给我的。就这么个人，先别人后自己。而且保灯兄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与谁相处，总是真心相待，热心有余，乐于助人。保灯爱下棋，也爱游泳，闲余时间也打打网球，可见他老人家是很会生活的。保灯天性乐观，而且相对来说也没负担，他爱人在《忻府区报》社工作，一个女儿，现在上忻州一中，据说学业很优秀，爱画画，文文静静，一表人才。
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时，我曾相处过二位朋友：一位名叫郭同保，关城村人，年龄比我大三四岁，他还有个小名叫郭俏端。在这里有一个故事：原来他父母结婚多年，一直因为无儿苦恼。后来在村里人的指点下，俩位老人来到西沟娘娘洞，焚香叩头，心敬神知。第二年，同保他母亲竟怀孕了，接着便生下了他，因此取名为俏端。另一位名叫寇良田，下佐村人，因在家排行老四，所以小名叫寇四。
他俩也爱看书，我与他俩的交往，自然也是因“书”而起。以前我们还有一些来往，逢时过节，相互看望一下，娶媳嫁女，对方都要邀请参加。最近几年没有来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俩人都居住在村里，而我的工作性质又是那么漂来漂去，他们有事，往往是找不见我。不过话说回来，人到中年，往往在梦中最能引起回忆的，还是年青时相处过的朋友们。
在这个纷繁杂乱的年代，没钱的人是拼命抓经济，有钱的人是想方设法玩心情，真正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办事，又能说到一块的，除过朋友还会有谁？
家：多么亲切的字眼
尽管小时候很贫穷，但还是喜欢过年，也许这是小孩子的天性。除过穿新衣、吃饺子、放鞭炮之外，碰到亲近些的前辈，还给口袋里放几个为数不多的压岁钱。然而，对我来讲，最乐意的还是跟父亲进城走亲戚。
这是一门远亲。他老人家是祖父的表弟，名叫王冲宇。在我们那里，好像过去就有这么一个习俗：侄儿在姑姑家，外甥在姥姥家，也要随姑夫姓氏，或姥爷姓氏取个名字，也算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因此，我尊敬的曾祖父（祖父的父亲）就给祖父的表弟——王冲宇，起了一个张姓的名字：张有根。平时，我习惯称呼他老人家为有根爷爷。他老人家的姑妈，就是祖父的母亲，这种姑舅亲戚关系，应该说是很亲近的。村里人常说：香不过的猪肉，亲不过的姑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根爷爷在忻纺工作，好像还是忻纺有名的工程师，不过我们看望他的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
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与父亲从有根爷爷家出来，大街上已经围满了看红火的人，彩车一辆接着一辆，真是山里人第一次进城，看见什么都觉得稀奇。听人说，晚上在北城门楼那儿还要放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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