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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数修整茄子比较费事。
在我上初中时，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解难了。因家里贫穷，自己就想方设法劳动，能挣几个算几个，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一天，还真有趣：早晨一起床，跟上村里的大人们下地劳动，村里人把这样的劳动叫打早起。或锄田，或收割，或耕种，快到吃早饭时，人们便收工了。
然后回家。然后吃饭。
然后背起书包上学。
这样劳动一个早起，我能挣二分，十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在当时的价格是一二角钱。
晚上回到家，吃过饭，又来到村东场院里劳动，村里人叫加班，加一个班也是二分工，有时加班晚了，队里还给加班的人吃饭。
所谓加班，无非是将白天劳动的结果，再做一些整理。比如打麦子呀，比如打玉米呀，晚风轻轻吹来，村里人又爱唱山曲，也有好事青年男女，偷偷藏在阴暗处，做一些你欢我爱的事情，也算村中一景。
白石初中一毕业，我在村里劳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或者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季。在这儿，我觉得有几件朦朦胧胧的事情需要叙述：一是在村北面戏台后面浇地，这个时间是在晚上进行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没有月亮，或者说星星也很少，我扛着一把铁锹来到地边，庄稼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一个人，只听见地里面有人说话，我朝“声音”走去，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潭，把我的鞋弄湿了。我顾不上发火，朝他们跑去的时候，“声音”已经飘到地中间了。
我只好坐在地边等他们。天上的星星朝我眨眼，我抬头望着星星发呆，耳边传来人们的嬉笑声，身边的流水声非常动听，不远处还传来青蛙的鸣叫声，原先还有些害怕，其实你害怕也没用。
这是那个年代“农村夜战”的一段缩影。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位女人，我叫贵仁嫂子，大名叫邢桂贞（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人长得瘦小，可劳动起来却非常麻利。那时候在村里劳动，大多做得是包工，由队长安排，贵仁嫂子一般是和我搭档，其它人还没完，我们早就回了家，要不就是坐在地边树阴底下，真是痛快啊！
记得有一次在西梁坡上收割麦子，队长给我俩分下一块地，她在地边割，我在中间割，也不说几垄，反正是见麦子就割，有好几次我俩的镰刀都拌在一起……我俩收割完后，其它人还在小麦地里挥汗如雨。
只可惜贵仁嫂子在前几年下世了，得了一种病，留下二个儿子：长子名叫张正红（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次子名叫张全红（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兄弟俩都在太原市发展，据说是做生意，收入还行，如今已是有家私车的家庭了。
在村里劳动时，我和同族兄弟张成根还给队里放过牛。据说，这活儿是队里最轻松的。对我而言，轻松是次要的，关键是自由，也有时间看书。我俩将十几个牛马赶在山沟里，然后坐在沟口的大树底下，成根摘他的酸枣玩他的皮鞭，我躺在那儿看书。累了，就躺在塑料布上歇一会儿，然后将牛马赶到有草的地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对于村里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春种哪有秋收？而春种前的准备工作，又有许多道程序，先将地翻过，然后将地耙平，有时在翻地之前，还要在地里铺一层农家肥，这叫“施底肥”，然后就能春种了。
一般情况下，春种最少需要三个人，一人犁地，一人撒种子，一人在后面撒肥。犁地的那人要有技术，下种那人一般是位妇女，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撒肥这个人就不怎么讲究了，只要有力气就行。
撒肥的做法是这样的：两根绳子将筐子捆住，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跟在撒种子那人后面，人家前面走，他把肥撒在种子上就行了。
由春种施肥这件事情，我想起村里一个人来，他叫邢存海（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会放羊，他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怕蛇。于是，有村里好事人就和他开玩笑，比如说他正端着碗吃饭，只要有人惊叫一声“蛇”，别人可能也会紧张一下，但是他那个紧张程度，就要比一般人紧张十倍。这天，有人专门在肥筐子里面放了一条死蛇，还用肥把蛇埋住，邢存海端起肥筐子，往脖子一挎，跟在下种那人背后开始撒肥，撒着撒着，地里干活的人们只听见他老人家一声尖叫，然后看见他在地里乱跑，就像疯了似的，一边跑，嘴里一边大叫，非常恐怖的样子……人们则在地里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在想：他手里肯定是抓着那条死蛇了！
后来这位老人也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叫邢慧文（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前几年在他旧院背后盖起五间新房。据村里人讲，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算一喜。
我的第一（上）
在我一生当中，有几件特殊事情，从始至终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也陪伴着我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成熟。透过这些现象，似乎还可以接触到我灵魂深处的、鲜为人知的人性。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或远或近的关系，那种或聚或散的关系。
这些事情，特殊在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
一，第一次生病。那是我刚出生半年左右，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春节。因为过大年，父亲从城里给我买了一顶棉帽，正月初一早上，父亲兴高采烈把我从东房抱到西房，给我尊敬的祖父及祖母拜年。就这么三二步路，我中了寒气。之后神志不省。之后口吐白沫。之后手脚抽搐。
据父母回忆，我当时的情形，可把全家人吓坏了。之后，正月抽一次风，二月抽一次风，三月抽一次风，村里人称这种抽风为“月对风”。一抽风，全家人就害怕的不敢高声说话，到处抓药请医生。后来，还是黄家庄村一位名叫有枝（取其音）老奶奶救了我的命，她老人家给我扎了三四回针，才算康复。听母亲说，是她老人家和外祖母抱着我去的，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步行。这时，已经快到端午节了。事后，还是母亲与外祖母提上粽子，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
祖父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关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印象的。父母的回忆，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母爱是如此的伟大，自己又是那么的多灾多难。
二，第一次坐在主席台上。那是一九七二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事情，我在本村学校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十岁。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也因为自己在学校里的突出表现，学校推荐我出席下佐公社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
那天，阳光明媚。
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全公社各学校文艺代表队表演的节目，内心十分激动。同时，也感到万分荣幸与自豪。
三，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时间同上。下佐公社将我的事迹，上报给忻县。然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忻县小报》上，我也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只可惜没有保存下那张报纸，也没有记住那天报纸的日期。
四，第一次挨批斗。也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好像是学校刚开学的那几天，老师组织我们打扫卫生。就在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把墙上一幅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样就闯下了大祸。学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有一些嫉妒我的同学们，他们借题发挥，故意将此事与我祖父联系起来，说我是现行四类反革命分子的孙子，是故意把毛主席画像扯开的，说我对毛主席有仇恨，说我想变天。然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还请来几个村里人，他们的身份是驻学校贫管会的代表，让我站在讲台上做检查，让我低着头……
这次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亲身感受到政治是那么可怕。一位十岁的孩子，他懂什么？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有些村里人就变得丑陋无比，随之而来的仇恨，又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神经衰弱。
五，第一次投稿。那是我在忻县商业学校读书期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我在学校写了二个电影剧本：《杜鹃啼血》和《潘萍》。随后将二个剧本寄给北京《剧本》编辑部。之后数日，我收到《剧本》编辑部的退稿信。
这封发黄了的退稿信，我像宝贝似地保存着，它记录着我的历史，二个剧本的原稿，却不知去了哪里？
六，第一次出远门。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我从忻县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吕梁地区参加工作。那天还是我尊敬的本家三嫂（胡喜兰）出殡之日。父亲把我送至太原火车站，之后我登上开往吕梁的汽车。
至今我还保存着那天从寺庄开往太原的火车票，也算是一个记忆吧！
七，第一次给父母写信。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吕梁地区所在地——离石县城，身上背着行李，来到地委大院报到。当天晚上，躺在吕梁宾馆的床上，给父母写信报平安。
八，第一次写诗。在吕梁行署科委工作期间，思念家乡之情日积月累，竟然能将这种感情写成诗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当时只是想写，具体到写好之后要不要发表，想不想发表，那是我梦境中的事情。诗人这顶桂冠，在我看来，是那么的遥远而不可及。
九，第一次发表诗歌。在吕梁工作期间，我写了一首小诗《童年》，送给离石县文化馆，之后没几天，这首小诗就登在离石大街上的文化宣传栏内。只可惜这首小诗的原稿丢失了。
十，第一次穿西服。也是在离石工作期间，当时电视上正上演香港电视连续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看到里面有个演员身穿西服，而且脖子上还打着一个领结，非常漂亮。后来，自己也上街买了一个，感觉就是与众不同。
十一，第一次去北京。那是一九九零年五月初，我收到河北省承德地区群众艺术馆的邀请函，请我去参加诗歌创作笔会，并出席中国首届“金山杯”诗歌大展赛颁奖大会。因为那时妻儿都没去过北京，所以提前走了几天，来到北京，投靠本村的一位爷爷，他老人家叫邢相禹，在北京外文书店工作，是村里有文化的名人。
那次，我与妻儿登上了天安门。
那次，因为出门在外，很少喝水，儿子得了扁桃体炎。之后数年手术不提。
十二，第一次参加诗歌创作笔会及颁奖大会。时间同上，地点同上。在此结识了许多全国著名的诗人，如王家新老师，邹静之老师，朱先树老师，等等。
十三，第一次登上长城。时间同上，长城是指河北省境内的金山岭长城。
十四，第一次出版个人专集。文人出书，应该说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现象。现在的情况是，你不会写也行，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把别人的名字，换成你的名字；你就可以把别人的思想，换成你的思想。然后，聘请几位名人，写一些吹捧你的序言。然后买一个书号。然后你就成了作家。
二零零零年正月，我有了出版自己文集的想法。原因是许多年青诗人都出了个人专集，自己好歹也算个文人，考虑到经济这个因素，所以我选择了报告文学。那本书出版后，效益还是可以的，首先是不赔钱，还有一点剩余。这本书就是父亲给我题写书名的：《丰收》。
十五，第一次上电视。那是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八日，由于三妹在忻州电视台工作的原因，正好她随身带着一本我的诗集《月*人》。这本书让电视台《社会*》栏目组组长惊奇无比：如今这个社会，还有人写诗？于是，以诗人为主题、以诗歌为新闻的专题片，在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开拍。忻州才女董静清出任制片人，美丽漂亮的刘晓燕出任主持人，资深掌镜董瑞军亲自出手，一曲《眷恋》，拔动了诗人内心世界的那根情丝……
十六，第一次担任评委。那是我在忻州地区供销社工作期间，具体日期忘记了，好像是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间，有一年地区供销社组织一次迎七一朗诵会，当时地区供销社主任是郭云（代县人氏，原先在忻州市报社工作，写得一手好诗），他老人家对我的文采是欣赏的，当时供销社墙报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写的。因此，他请我出任评委，举牌亮分，公开评比。自己也在众人面前，实实在在出了一次风头。
十七，第一次办刊物。我在忻州地区贸易货栈工作期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间，因自己身处商业系统，又自居一名文化人，会写几句歪诗。当时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他老人家积极倡导企业文化，我相应地搞起一个狐朋狗友的聚会——《企业文化》编辑部，自编自印，自己组稿。这样出了二期：第一期为试刊，第二期为正刊第一期，之后就停刊了。原因是经济没有保障，好在我还保存着这么二本。
十八，第一次办报。因为自己会写几篇文章，给北京《*与法制》投过几次稿，当时与我联系的负责人叫许冬，他老人家派我在山西地区负责组稿。为此，我以《共和国丰碑》驻山西办事处名义，出了七期《山西人》（内刊）报纸。自己划版，自己写稿，当然主编也是自己。不幸的是，后来也因经济困难停办了。
十九，第一次采访。那是一九九二年的事情，因为同学张保灯在《忻州市报》社工作，也因为自己平时喜欢写些东西，所以去他那里的机会就多一些，也就认识报社一些人员，其中有一位名叫赵补莲，她老人家与她男人冯源潮正编一本《秀容骄子》的书，让我给她写一篇稿子，采访忻州市播明粮站站长王亮田。之后往返数次，终于写成一篇稿子。
我的第一（下）
二十，第一次做生意。那是一九八八年秋天，忻州市召开秋季物资交流大会，主会场就在单位（忻州地区贸易货栈）门口。内人与我商量：咱们也该做些事情呀！然后就在单位门口摆起摊，单位负责人也同情我的身世，先从单位取上货，卖完再给钱。初次经营还可以，挣钱不多是次要的，关键是在我人生长河中，还有这么一段“经商”的经历。尤其是内人，与人交谈的口气与语气，充分表现出一个生意人应有的素质与修养。同时，也为一九九四年在商贸大厦承包柜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十一，第一次当老师。那是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因为无事可干，我回到村里休生养息。此时，村里的学校也随形势放假，全村娃娃都在街上玩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能不能办一个辅导班，让村里的孩子们学一些东西呢？我这样想着，村里的孩子们也就来了！先是一个，后来又来了三个，再后来有十几个。有初中生，有小学生，每天上午二小时，下午二小时。遇到有心人，也可能多补一个小时。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仿佛我又回到了祖父生活的那个年代。
二十二，第一次加入社会团体。那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经高中同学赵建荣等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