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活泼，幽默诙谐，是陈赓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陈毅曾经说过：“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傅涯也说：“他就像一团火一样。”陈赓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创建者之一，而我就曾经长期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
1961年3月，58岁的陈赓英年早逝。这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非常令人惋惜。陈赓去世后，他的夫人傅涯一直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灵境胡同。在我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往往在春节期间代表总参去看望她。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候夏天到北戴河，也只住普通房间，只带一名工作人员。
陈赓的孩子们我也大都熟识。长子陈知非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次子陈知建曾经和我一起在总参共事。陈知建后来担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2002年我去重庆出差，曾在陈知建的陪伴下，重访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就读的化龙桥小学。长女陈知进，是301的医生。三子陈知庶，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是我驻港部队副司令员。陈知庶知道我有收集首日封的爱好，曾将香港防务交接时中、英两位司令员同时签名的首日封赠给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幼子陈知涯聪敏机智，曾经仅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由于这些原因，我请陈知涯帮助，将“穷像”复印、放大后，加盖了陈赓、宋任穷和廖承志的印章，成为我的珍藏。而我收藏的《陈赓传》上面，也盖上了陈赓的印章，这是齐白石亲自篆刻的印章精品。同时，还留下了“傅涯赠”和“陈赓诞辰百年纪念”的印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
见证罗瑞卿的生命最后一程
1978年7月18日傍晚，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我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装，和我国驻西德大使张彤等人一起，静静肃立在停机坪上，等待着一架来自遥远祖国的专机，等待着一位来自遥远祖国的贵宾。
19点45分，编号为B2408的波音707飞机轰鸣着降落了。飞机停稳后，舷梯上下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身材高大，相貌威严，长途旅行的疲劳也没能掩住眉宇间的英气。我们连忙迎上前去，一一和他握手。当轮椅推到我的面前时，我向他庄严地施以军礼，说：
“首长，欢迎您到波恩！”
这位轮椅中的威严老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的德国之行，既不是访问，也不是考察，而是为了治病。“文革”中，罗瑞卿被林彪一伙迫害，致使左腿残疾，被迫坐上了轮椅。恢复工作后，残疾的左腿给他带来了极大不便。他是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的，但拖着伤残的左腿，视察部队、看地形都很不方便。这使他产生了彻底治疗腿疾的强烈愿望。他把目光瞄准了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的有关医疗技术比较先进。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他出国治疗的报告。我国驻波恩使馆的武官林千从国内陪同罗瑞卿赴德。专机临起飞前，罗瑞卿对机场送行的人自信地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还！
罗瑞卿及其夫人郝治平一行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陪伴下驶回我国驻联邦德国的使馆。虽然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但罗瑞卿仍然惦记着国家和军队建设。他们还没出国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是罗瑞卿想了解一下德国高速公路的情况，以便为我国建设高速公路提供决策参考。果然，罗瑞卿在波恩刚住下没两天，就通知我去汇报了。
对于我的汇报，罗瑞卿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下细节问题。这时候，罗瑞卿想得最多的，是平战结合的高速公路，平时可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战时则可供部队快速机动，甚至飞机也可以紧急起降。在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的情况下，得知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开始关心高速公路建设了，我是相当兴奋的。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离波恩200多公里外的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为配合治疗，罗瑞卿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进行锻炼，海德堡大学的草坪上留下了罗瑞卿拄着双拐不懈前进的脚步。在作了一系列检查后，手术的日子定在了8月2日。8月1日，我们都赶到了医院。郝治平还带去了一束鲜花。在病房里，她同罗瑞卿合了个影，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影。那一天，罗瑞卿情绪很好，郝治平一直待到很晚还舍不得离开，直到罗瑞卿服了睡前药，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8月2日上午7时，罗瑞卿被推进了手术室。中午12时左右，手术顺利完成。傍晚时分，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对手术的医生说：“Good evening。 Thank you！”医生轻松地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
接近凌晨3时的时候，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将我吵醒。拿起听筒，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罗瑞卿心肌梗塞突发。
“你马上把郝治平大姐接到医院来。”电话里的声音对我说。我随即到郝治平的住房叫醒她，然后把她扶进我开的汽车，迅速点火起步。车灯的光束射入海德堡漫无边际的黑夜里。到了医院，郝治平和我们很快就悲恸地意识到，罗瑞卿大将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8月5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北京。8月12日，罗瑞卿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大楼前，红旗半悬，向这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大将致哀。
后来，我和郝治平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担任总参领导后，每年春节，我都去向她拜年。每年夏天，在北戴河，我也都能见到她。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直坚持下海游泳。1996年7月，大型画册《纪念罗瑞卿》在罗瑞卿诞辰90周年之际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得到了一本，上面盖了罗瑞卿诞辰90周年的纪念印章。由于一直没有罗瑞卿的著作出版，1999年5月，我买下一本传记《罗瑞卿》（作家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请郝治平在扉页签名，并盖上了她和罗瑞卿的印章。
照亮黑夜的璀璨群星
照亮黑夜的璀璨群星：三位开国上将的签名盖章书
开始收藏签名书后，我就把开国战将的签名书作为一大类别，用心搜罗，久而久之，便也蔚然大观。捧读这些战将的签名盖章书，我常有灵犀相通于心之感。因为从这些书中，我能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史。
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1）
2005年11月，我的老秘书朱国荣找到萧克的秘书，转达了我对萧克的敬意，并且说：“熊副总长酷爱收藏签名书，能否得到萧克将军的签名书？”
当时萧克已经98岁高龄。怕萧克的秘书为难，朱国荣又说：“盖章书也行。熊副总长收藏的元帅、大将的书，大都是盖章的。”
萧克的秘书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盖章书送来了，不是一本，而是三本，全部是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开国将帅中，除了都有赫赫战功外，另有专才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擅长诗词，有的擅长书画，但能够上马指挥千军万马，下马提笔洋洋数十万言，写出长篇小说的，恐怕只有萧克将军一人了。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浴血罗霄》。
我得到的三本《浴血罗霄》，除了自己收藏外，还有一本送给了我的朋友曹彭龄。我想，萧克将军如果知道此事，一定会欣慰的，因为曹彭龄的父亲曹靖华，就是著名苏联小说《铁流》的译者，而萧克写小说的初衷，就是期望《浴血罗霄》能够成为“中国的《铁流》”。
一本小说从落笔到出版，历经51年；其作者则从29岁的青年变成80岁的老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都罕有他例。萧克能够在戎马生涯之余挥洒文采，这看似突兀，实际上与他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有很大关系。萧克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人以读书、教书为业，投笔从戎之前，他也在师范学院读书。即使在投笔从戎后，他仍然喜爱文学作品，不但自己读，而且为报刊写了不少白话诗、散文、小故事等。西安事变后，萧克率部从甘肃镇原进军陕西三原，在此期间，第一次读到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激动不已。此后不久，在同一位作家谈到《铁流》时，萧克感慨地说：“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没想到，那位作家惋惜地说：“可惜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
想到自己经历的战争，比《铁流》描绘的更加丰富、生动，萧克于是萌生了写一部类似小说的想法。不久，他将这部构思中的小说命名为《罗霄军》。
“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回忆《罗霄军》写作过程的时候，萧克乐观而幽默地说。创作这部40多万字长篇小说的初稿，前后花了萧克两年多业余时间。国家危亡之际，戎马倥偬之余，萧克的业余时间是很紧张的。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般都在夜晚写作，而在白天，日军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常常前来侦察轰炸，这时候，萧克就搬个小凳子，在村外山坡上一坐，平心静气地开始写作。任凭敌机轰炸，我自岿然不动。
初稿写成后，萧克又几次修改，稿纸攒成厚厚一摞。战争年代纸张匮乏，萧克只能有时用办公纸，有时用书信纸。直到1985年，萧克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抽出时间，再次修改这部小说。他广泛听取意见，甚至包括当年批判这部小说时的一些善意、合理的意见。1988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这部经历51年漫长创作过程，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终于以《浴血罗霄》之名问世。
离休之前，萧克重新干起了祖上的教书营生。不过，这时候萧克教的不是童蒙或者私塾，而是我军最高军事学府。1972年，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校长。在他的主持下，1966年后中断的军事教学在我军最高学府得到了恢复，其中最先开设的课程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1977年底，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我于1981年参加了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的学习，成为萧克将军的一位学生。
治军严格的萧克将军治校也严。给我深刻印象的例子是我在军事学院的同学李海波，由于要出国担任我驻苏联的武官，需要提前毕业，但萧克院长坚持要毕业就必须考试合格。结果，为了李海波一个人，学院专门组织了一次考试。李海波最终取得了优秀成绩。李海波后来回国后曾任沈阳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91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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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2）
对于我来说，在军事学院的学习过程是一个难得的充电机会。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学到了许多以前不太熟悉的军事学知识。学习期间耳濡目染于萧克的治学治校风格，使我对开国上将的风范有了直接感受。几乎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在学院的大院里看到萧克腰板挺直，健步如飞，一幅典型的武将气概，虎虎生风。我们毕业时，萧克作为院长检阅我们毕业班方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对剑与书法情有独钟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光楷同志吗？”电话那边，一个亲切而略显苍老的声音问。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对方自报家门：“我是张爱萍。”
“首长，您好！”听说是张爱萍，我非常激动。虽然不时在报刊上还看到张爱萍的消息，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直接聆听他的声音了。离开领导岗位之前，张爱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急切之间，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才好。
“光楷同志，我想请你办一件事。”张爱萍说。原来，张爱萍熟悉的一位老同志在我分管的部门，遇到了一件有争议的事，张爱萍希望我主持公道，妥善处理。
“你们不要因为我打了招呼，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希望你们认真调查一下，切实按照客观历史事实，给他一个公平对待，”张爱萍最后说，“如果有了结论，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
挂了电话，余音袅袅。张爱萍的谦和与负责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对张爱萍提到的事情进行调查。不久，我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谦和而客气地表示了感谢。
1982年11月19日，五届人大第25次常委会上，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使他在主抓国防科技工业之外又肩负起军事外交的领导职责。在此期间，我和张爱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几年时间里，张爱萍作为国防部长相继访问了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接待了朝鲜、日本、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乌干达、加拿大等国军队的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工作中，张爱萍重点突出、方法灵活、注重效果、不事虚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8年春，张爱萍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同时结束了近70年的军旅生涯。5年多时间里，张爱萍给我国的军事外交留下了许多重要影响。仅从迎宾礼仪的角度讲，他改变了过去对来访军事代表团不举行检阅仪仗队的陈规，主张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好。过去馈赠外宾的礼物大都是景泰蓝工艺品，经张爱萍提议，增加了代表中国军事传统的龙泉宝剑。在这个细节上，也体现了张爱萍对剑的喜爱。
张爱萍爱剑，这是众所周知的。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爱萍”，这里的萍，指的就是青萍宝剑。张爱萍在他的诗中写道：“千滩万险出夔门，壮怀青萍走天涯。”今天，人们普遍将火箭、导弹喻为长剑、神剑，据说始作俑者就是张爱萍。甚至国防科工委的文学社和文学杂志，也被他分别命名为神剑文学会、神剑杂志。
张爱萍的秘书贺茂之，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他以东方鹤的笔名，撰写了一部90万字卷帙浩繁的《张爱萍传》。据说，最初设想的书名就是《神剑将军》，后来考虑到张爱萍不务虚名、专事实事的个性，才定名为《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我收藏的签名本《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就是通过张爱萍的秘书获得的。后来，我专门给张爱萍打电话致谢。
作为一员著名的儒将，张爱萍的摄影、书法都常常为人称道。外出活动时，他常常胸挂相机，被人称为将军摄影家。张爱萍的书法，尤其是行草，如龙蛇起舞，酣畅淋漓，自成一体，广为人知。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会客厅里，就悬挂着一幅张爱萍的《陋室铭》，每当我在这里会见外宾，都会看到这幅《陋室铭》，并且还不时吟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词句。
2003年，张爱萍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我到八宝山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与其他葬礼不同，他的遗像是一张彩色立像，葬礼上播放的也不是一般的哀乐，而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从他生命的最后告别，也能看出他的高雅情趣和不凡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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