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突破日军封锁，南下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师，之后南下支队改名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半年多行军作战，到达湘中。王恩茂时任359旅副政委。日本投降后，部队继续南下，到达广东北部，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但因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又北上与新四军5师再次会师，恢复了359旅番号。全面内战爆发后，王恩茂随王震率部队从中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历经艰险，胜利回到延安。这次南征北战，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
除了戎马生涯建立的累累战功，王恩茂为新疆解放和建设所作的贡献也广为人知。1949年底，王恩茂率军历尽艰难，进驻南疆，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帕米尔高原。1952年7月，王恩茂接替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新疆工作。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他又兼任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直到1969年1月在“文革”中受冲击后被周总理派专机接到北京，王恩茂才离开新疆。1981年10月，年近七旬的王恩茂再次被中央任命为新疆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这一干又是5年多。由于长期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王恩茂对新疆的感情至深。晚年的王恩茂虽然因为眼疾逐渐失明，但他仍然坚持每年回新疆住上四五个月。王恩茂去世后，他的骨灰就安葬在乌鲁木齐。
我收藏的王恩茂签名书，是《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这些日记不仅是王恩茂人生旅迹的记录，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我军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1934年10月23日开始，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王恩茂记下了18本日记。这15年时间，横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工作多么繁忙，王恩茂都始终坚持记日记。在日记里，他不仅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经历的革命岁月、战争风云，还如实记录了屡次聆听、阅读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重要指示，以及我党我军的革命经验、夺取胜利的辉煌业绩等。能够在如此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岁月里，记下那么多的日记，真是个奇迹。
《王恩茂日记》共分为5本，第一本是从红军长征到“七七事变”前夕的日记，第二本是王恩茂参加359旅北上华北抗日的日记，第三本是王恩茂参加359旅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日记，第四本是以359旅为主力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进行“第二次长征”的日记，第五本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在编辑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编者保持了日记的历史原貌，甚至日记中出现的一些地方方言和惯用语言，也均保持原样，未作修改。
由于这些日记全部记录于战争年代，记录者又是一位戎马倥偬的军人，所以日记的内容大都言简意赅、惜墨如金，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个字，内容较多的日记也大都只记过程、数字，很少提及个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但我们从这些日记的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到战争的艰苦卓绝，以及红军的英勇善战。例如王恩茂在1935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与敌接战，进攻和占领慈利县城。”12月30日，王恩茂又写道：“我军退出慈利县城。”几天之内，一进一出，显示出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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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革命战争每一天（2）
《王恩茂日记》出版后，1996年6月9日，在曾任总参办公厅主任的王宪志同志帮助下，我得到了签名本。
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井冈山同志（1）
我担任总参领导后，每逢新春佳节，都要按照任务分工看望已经离退休的总参老首长。欧阳毅就是这些可敬的老首长之一。
欧阳毅的家简单朴素，客厅只有十几平方米。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的右上角印着“井冈山的同志们”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这是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干部的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许多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都收录了这张照片。而在参加合影的29人中，坐在前排最右边，戴着眼镜，相貌儒雅的人，就是欧阳毅。
在毛泽东指挥下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岁月，是欧阳毅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1928年初，欧阳毅在老家湖南宜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4月下旬，参加湘南暴动的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欧阳毅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毛师长”。
在回忆录中，欧阳毅详细记述了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形。欧阳毅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孙悟空和如来佛的故事，毛泽东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红军的对手，因为红军有如来佛的本领，敌人逃不出红军的手掌。毛泽东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只要抓住弱的猛揍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等强的来了，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就能掌握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几十年后，欧阳毅对毛泽东讲过的这些话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由于敌人封锁，井冈山物资匮乏，1928年冬天，为了储备充足粮食，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都亲自率领军民下山挑粮。那时候，挑一次粮食，要来回奔波几十里山路，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尽了才能回来。欧阳毅曾经跟着毛泽东从茨坪出发，去宁冈大陇挑粮，他没有米袋子，就把裤角扎紧，里面装满粮食后扛在肩上。当时，红军战士看到42岁的朱德军长也亲自挑粮，担心他累着，就把朱德的扁担偷偷藏了起来。谁知朱德又用竹子自己削制了一根扁担，还亲手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几个大字。这就是著名的“朱德扁担”的故事。
在井冈山上，欧阳毅还和陈毅建立了深厚友谊。当时陈毅是士兵委员会主任、军委书记，欧阳毅担任秘书，两人共事的时间比较长。陈毅有一条毯子，但没有铺的东西，欧阳毅有一块布单子，但没有盖的东西。在井冈山打游击，经常露宿山野，陈毅就和欧阳毅搭伙同住，共毯而眠，被传为“两毅同眠”的佳话。寒冬腊月，山风阴冷，一条毯子一块布单，原本不足以御寒，但与陈毅相互慰藉而眠，让欧阳毅感到十分温暖。
欧阳毅在井冈山战斗、生活的时间共有9个月，随后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直到后来打下瑞金，开辟中央苏区。1929年12月，欧阳毅列席参加了古田会议，作会议记录，并为整理后的记录刻写蜡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结束后，恰逢1930年元旦，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封“新年贺信”，表达了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专门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欧阳毅当时担任纵队党委秘书，毛泽东的回信首先交给了他，他拆看后又转交纵队党代表彭祜，由彭祜交给了林彪。这封信后来经修改，油印后下发部队，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红军的队伍里，欧阳毅的文化程度算是高的。他从小喜爱读书，既读过私塾，又读过新办的小学、中学，还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参加红军后，他又从事过较长时间的秘书工作，因此文笔相当出色。《欧阳毅回忆录》（中###史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就是一本可读性非常强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欧阳毅以优美的文笔，将他曲折而传奇的革命经历娓娓道来，令人翻阅之下，不忍释卷。《欧阳毅回忆录》出版后，我很快买来，请欧阳毅签名后予以收藏。
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井冈山同志（2）
2005年6月12日，96岁高龄的欧阳毅离开了人世。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上，我拿到一份印着欧阳毅生平的册页。打开这份册页，上面最醒目的一张照片，就是毛泽东亲自题名的照片“井冈山的同志们”。
两位将军情深深几许
两位将军情深深几许：开国少将的签名盖章书
何正文和吕黎平是和我接触较多的开国少将，何正文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吕黎平则是在1961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的。何正文是总参的老领导，吕黎平虽然一直在空军工作，但他被借调到军委联络组工作时曾经对我进行考核。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军队参谋工作的热爱，也使我更深地领略到这些开国将军的情怀。
迟到一步，未及解救歌乐山英雄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一曲红梅赞，多少志士血。多年来，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的小说《红岩》，以及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一直是我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大部分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者，都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仓皇逃窜之际被残忍杀害了。他们万分遗憾地没能看到人民解放的那一天。
一直以来，谈起这段历史，人们总会欷叹息。但对何正文将军来说，遗憾之情更感切身彻骨。“我们要是早到几个小时，歌乐山的烈士们也许就不会被杀害了。”有一次，何正文对我们说。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时隔几十年，提起这段历史，何正文还是如此动情，可见他的遗憾之情是如何之深，对革命同志的敬爱之情是如何之重！
1949年11月底，担任第二野战军3军团32师师长的何正文指挥部队迅速接近西南重镇重庆。24日，在长坝地区歼敌600余人。27日，在重庆南岸歼敌4000余人。30日，师主力攻入重庆，重庆解放。在重庆解放的过程中，何正文得到了歌乐山烈士惨遭杀害的消息。
在重庆西北郊外的歌乐山上，方圆40余里是所谓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何正文驱车来到这里。只见这里房舍稀少、旷无人烟、电网密布、岗楼林立。在房前屋后，野地里，池塘边，遍地都是烈士的遗体，有的被五花大绑，有的戴着手铐脚镣，有的还被捆绑在柱子上，而硝镪水池里的烈士遗体更被烧得皮绽肉烂，令人目不忍睹。
这些烈士都是在11月27日被国民党杀害的，而此时，何正文的部队已经打到附近。如果他的部队能够早到一些时候，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悲壮的历史就会被改写……
建国后，何正文除了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外，一直在四川工作，直到1973年9月底被调到总参帮助工作，1974年11月28日出任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担任副总长后，和李达副总长一起分管军事训练、防化和军事外交工作，为总参系统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我由于从事的是军事外交工作，因此可以说，何正文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何正文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3月，何正文从总参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从此他有了更多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网球。他常说，网球需要的场地不大，一架网子，一副拍子，一个网球就够了。我由于业余时间也打网球，所以经常在网球场上碰到何正文。他总是和蔼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与我交流打球经验。遗憾的是，由于脑中长了恶性肿瘤，2000年9月29日，83岁的何正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常想，如果不是脑瘤，乐观、开朗、喜爱运动的何正文一定可以更加长寿。
何正文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他的夫人万玲和他前后几任秘书，历经3年多努力，完成了《何正文将军》一书（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作者梁彬）。《何正文将军》出版后，我很快通过万玲得到了一本，上面盖着何正文和“万玲赠书”的印章。
万玲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胞妹。1951年，她和何正文在重庆相识相爱结为连理，到2000年何正文去世时，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整整50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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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参谋工作的先驱（1）
1995年3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沈阳的函件，里面是一本吕黎平的签名书，书名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书中，吕黎平结合自身的革命历程，研究了红军时代总部机关的参谋工作。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江西兴国人。兴国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在战争年代涌现出众多将军的同时，兴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吕黎平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说：“笔者出生的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革命队伍的多达8万人，现在县革命纪念馆英烈名册中记载的有23176名，相当于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每一华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的红军战士倒下。”
而吕黎平就是经历了长征全程的一位老红军。他1931年2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在此期间，吕黎平亲身参与了红军总部从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的主要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先驱。
但《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记述的不仅仅是吕黎平的个人经历。通读全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吕黎平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他在红军总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而是从南昌起义开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红军时期我军参谋工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根据吕黎平书中记载，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及历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机构不断完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将之划分为6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参谋工作。长征期间，总司令部的机构虽然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职能部门，直到后来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吕黎平写道。
吕黎平自1932年5月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在阅读军史、战史时，却发现很少有专门研究红军参谋工作的著作。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拜访了叶剑英、萧克、伍修权、康克清等老首长，并同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回顾和探讨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战斗历程和参谋工作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陆续重返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南昌、井冈山、古田、瑞金、遵义等地，实地考察了红一、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