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我当然非常清楚。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总参二部副部长。我当时恰好也在国内，只不过一直无缘与他直接接触。
这次见面之后，我又有10多年没有见到熊向晖。再见面时，他已经离休。在这样那样的活动中，我多次见过他，每次我都热情地与他握手，表达钦敬之情。1995年底，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我又遇到熊向晖，听说他刚出版了《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我就提出要一本签名本。1995年12月22日，熊向晖把他的签名书寄给了我。
熊向晖是我党早期地下工作者，1937年底他作为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到胡宗南部“服务”。其实，当时他已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胡宗南部，是周恩来在“下闲棋，布冷子”。两年半后，随着胡宗南逐渐由抗日转向###，这局闲棋、这枚冷子的作用逐渐突显。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进攻陕北，熊向晖及时获悉情报并报告中央。中央机智地部署朱德给胡宗南发电报予以质问，迫使胡宗南不得不偃兵止戈。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再次成为###先锋，发动大军进攻延安。胡宗南的这些行动，都被熊向晖事先报告中央，中央果断决定撤出延安，巧妙与之周旋，结果胡宗南的部队几次与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擦肩而过，始终没有伤及党中央分毫。当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观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只能苦恼地哈哈大笑。对于熊向晖的特殊贡献，毛主席曾经评论说他“顶几个师”。
2007年底，我又买到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史出版社，2006年3月）。由于熊向晖已经辞世，我便委托秘书找到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请她在书上加盖了熊向晖的印章。熊蕾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她还把她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吉姆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签名赠我。
增订新版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封面上是一张熊向晖年轻时手持转轮手枪英姿勃勃的肖像。拍照片的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熊向晖将这张照片赠给妻子谌筱华。谌筱华一直将它珍藏在随身的皮夹子里，直到去世。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外交十记》（1）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的《外交十记》
2003年10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赴美访问。我是随行人员之一。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了曹刚川；曹刚川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等美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中国的国防政策”的演讲。
11月2日，送走曹刚川后，我又立即转机飞往得克萨斯州，因为我要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这项活动的美方发起人是美国前总统布什，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
这项活动是中美建交以来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民间研讨会，主题是“中美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方成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杨洁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中石油副总裁郑虎等，美方成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贝克、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驻华大使普里赫和尚慕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联邦快递公司执行副总裁达克等。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老布什主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其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钱其琛的发言题为“共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他指出，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巨轮航行在大海上，不断遇到风浪的袭击，却始终驶向前方。只要坚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参加的研讨会专题是全球与地区性安全问题。在老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参加了这个专题讨论。我们俩很熟悉，2002年6月，我还专程陪他访问西安。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那次访问。
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钱其琛为他的美国朋友们准备了一件礼物——刚刚出版的新书《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后，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作了一首五言诗，叙述自己退下来以后的设想，其中写道“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开新卷”是指读些过去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叙往事”是指记述一下自己参与过的外交事件。“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钱其琛在自序中说。因为“叙往事”“非史非论”地叙述了十个方面的外交事件，“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所以这本书被命名为《外交十记》。
这是一本令我备感亲切的书，不仅因为钱其琛的文笔清新自然，如涓涓细流，娓娓潺潺，还因为其中提到的许多事情也是我熟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如1989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海湾战争的前前后后，涉台斗争等等。这些事件在钱其琛的脑海里“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不断萦回，实际上，这些事件在我脑海里也是不断萦回的“电影特写镜头”。
在外交工作中，钱其琛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和他很早就认识，在他担任外交部长及副总理之后，接触就更多了。他的外交风格是把握大的形势和趋势，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摇摆，尤其是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他能够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不偏激，不片面，因此得到的结论也都符合实际，符合我国根本利益。
对于我来说，《外交十记》不能不读，不能不拥有。于是，我就从钱其琛带到美国的书里“扣”下了一本。当然，书的扉页上签上了钱其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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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外交十记》（2）
当时这本书还没在市场上销售，我抢先从钱其琛处获得这本书，可以肯定我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的签名书拥有者之一。后来，《外交十记》又出版了一些其他语言的译本，我为此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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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元勋：两位科学泰斗的签名书
1999年9月18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名科技专家中，包括我曾经接触过的钱学森和朱光亚，而他们的签名书，也在我的藏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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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学森的盖章书换成签名书（1）
1955年6月的一天，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技术教授的钱学森，在寄给旅居比利时的妻妹的一封信中，夹带了一张小香烟纸。在这张普通的香烟纸上，钱学森写下了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文字。他希望妻妹能将这张香烟纸转给他家的世交，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
这时候，钱学森滞留美国已经5年。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之际，钱学森就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退出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辞去了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职务，于1949年秋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但在此时，适值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钱学森被怀疑为美国共产党员，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随后，钱学森被拘留。虽然两个星期后他在几位美国同事的帮助下被保释出来，但行动已经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回国的计划变得渺然无望。但钱学森始终没有放弃归国的夙愿，于是就有了5年之后悄悄带信给陈叔通的举动。
陈叔通收到那张小香烟纸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这封信，要求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回国。经过据理力争的交涉，美国政府被迫于8月5日发出通知，钱学森可以回国了。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由于钱学森回国时急切而匆忙，他的许多手稿散落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没有来得及整理。他的同事、好友弗兰克·马布尔教授将这些手稿一一收集起来，并进行了初步分类和整理。在马布尔教授手中，这批手稿保存了几十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马布尔教授决定将手稿还给钱学森，送给钱学森所热爱的祖国。1996年12月6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举行手稿交接仪式，由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和中科院接收了马布尔教授送回的钱学森的手稿。
这批手稿（包括部分打字稿）多达15000多页，包括钱学森1938…1955年在美国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大量原始资料，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已发表或未发表论文的手稿、图表、公式推导、演算稿、数据列表等；各种报告的手稿和多个科学问题的分析与计算；有关风洞设计的手稿、图表等；听课和自学的笔记；与科学家的通信和指导研究生的便笺等。
这批手稿运回国后，进行了展出。当时就有人倡议将手稿编辑出版。2001年12月，经精心遴选，大约500页手稿由山西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在内容提要中，编辑者说：“这部手稿有助于人们了解钱学森的成功之道，让读者真实地体会到钱学森献身科学事业的执著，治学态度的严密，创造性的思维和勤奋拼搏的努力。”
《钱学森手稿》分为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工程科学等部分，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科学和工程密切结合的广阔景观。
我曾经有两次机会，向这位世人景仰的科学泰斗汇报工作。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的时候，我带着几位研究国际战略的同志，从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角度，汇报了我们的看法。整个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钱学森一直耐心地仔细倾听。之后，钱学森满意地说：“你们汇报的情况很重要。我们搞科学研究的同志，也应该学着从战略的角度看待科技问题。”
20世纪90年代，我又一次来到钱学森位于北京旃坛寺的办公室。这一次我是为了邀请他担任一个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当我说明来意后，钱学森笑了，“我从来不担任这样的名誉职务，就连以我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我都不担任名誉主席。”钱学森说。大概是敏感地注意到我们略微失望的情绪了，钱学森接着说：“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是了解前沿的科技进步成果，特别是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的著作，看到有价值的，给国家提出建议。”
《钱学森手稿》出版后，我很快买了一本，委托时任总装备部副部长、曾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陈达植同志为我索取盖章或签名。很快，我就得到了盖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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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学森的盖章书换成签名书（2）
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从301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王士雯院士处获悉，她参与了钱学森的保健工作。于是我异想天开地提出，能否把《钱学森手稿》的盖章本换成签名本。王士雯答应说，她可以试试。果真，不久，这个盖章本真的被换成了签名书，回到我手中。
2007年5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钱学森书信》（10卷本）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像《钱学森手稿》一样，《钱学森书信》也全部采用原信影印而成，而规模则远远超过《钱学森手稿》，收录了钱学森1955年至2000年之间写给1000多人的总共3000多封信。这些书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在前言中说，这些书信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考各方面的问题，不拘形式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在这3000多封信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1955年6月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那封信。
《钱学森书信》一出版，我就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很快，我买来一套，将其中第一卷交给陈达植同志。6月4日，陈达植认真负责地将钱学森亲笔签名的《钱学森书信》当面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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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时候，天上有了一颗“朱光亚星”
钱学森是我国火箭和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而朱光亚是我国核物理学和核工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人同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核武器，利用能自持进行的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首页上这个对核武器的定义，就是朱光亚撰写的。
与钱学森相比，朱光亚较为年轻。这使我有更多机会感受到这位大科学家的风采。在一些会议上，一些外事场合，一些科研项目论证鉴定会上，我都能看到朱光亚的身影。他德高望重，每次出席会议，都会受到特别关照。人们常常向他咨询科学问题，他总是谦虚而耐心地给予解答。我就亲耳听到他向我国领导人解释夸子问题。
据记述朱光亚生平的传记文章《中兴业、须人杰》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这也触发了中国人发展原子武器的想法。1946年8月，华罗庚、吴大猷、曾昭伦受邀来到重庆，讨论发展原子武器的人才问题，决定由这三位教授分别遴选数学、物理、化学专业中成绩优异的年轻人才，专程赴美考察学习。结果，物理学方面，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后来，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说，“派朱光亚是选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亚于1950年春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发挥精通英文的特长，到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担任翻译。1956年我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后，朱光亚参与筹建了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50年代末，我国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当时年仅35岁。
这是一系列富于开创性的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半年后又爆炸了第一枚空投航弹，两年后试射了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成功完成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而完成同样过程，美国花了16年时间，苏联花了6年时间，我国只花了两年时间。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朱光亚很快根据中央的部署，投身于氢弹的研制之中。之后，我国地下核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