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的困境- 第1部分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1）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
　　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是被称为新文学的。作为一门学科，它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是和中国政治的转型同步的。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教学应该从1949年算起。新文学的教学模式不是一个依靠学科内在发展要求独立演变过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是那些最初从事新文学教学的人在失去了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建立的。关于此点，王瑶曾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1950年5月*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
　　从王瑶的叙述中可看出，他对于新文学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被动性的。50年代初，王瑶曾想过要离开清华，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学，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昌大学“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2
　　1952年，王瑶在一份自我检讨中说过：“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3
　　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力量在1949年以前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范围，主要是教授和大学生两部分人。中国新文学教学的最初萌芽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950年，*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的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4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依据这个要求完成的。王瑶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不能够按照学术自身的要求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1951年，他在给一位向他请教新文学教学问题的教师的信中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5所谓李辉英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当时在香港。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模式大体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在新文学还没有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前，1949年9月，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是“大学丛书”中的一本，“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教科书的序言是叶圣陶写的。他在一开始就说：“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字流传得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
　　说是三方商量，但实际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主的，可以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中看出它的倾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2）
这本教科书的编选标准是这样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散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我们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多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
　　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新文学教学的雏形。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原定有陈涌，他因为忙没有参加，张毕来也曾参加过草拟大纲）四人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6，就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完全相同。它在作家的选择和评价上，差不多就是以这本教科书为范围的。虽然《大学国文》还不是新文学史的教科书，但由于它是由华北人民政府*主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方向。这本教科书中选择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以后新文学教学中给予高度评价的作家和作品；这本教科书中排斥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后来新文学教学中消失和被批判的作家与作品。
　　下面是这本教科书的目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鲁迅的精神（瞿秋白）
　　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墨子与墨家（张荫麟）
　　*墓前演说（恩格斯）
　　论列宁（斯大林）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短论三篇（鲁迅）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写于深夜里（鲁迅）
　　龙凤（闻一多）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郑子产（张荫麟）
　　文人宅（朱自清）
　　白杨礼赞（茅盾）
　　春联儿（叶圣陶）
　　包身工（夏衍）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从教科书的目录中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一、它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国新文*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没有作品入选。它的选择标准是很狭隘的，完全以政治上标准来进行取舍，凡是在政治态度上不被认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都不入选。
　　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为先导，此点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影响很大。教科书中，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恩格斯、斯大林、加里宁、罗斯金等政治人物都有文章入选，而且占了很大比例。
　　三、对于新文学作家的认可，基本以毛泽东的喜好为尺度。在非延安的作家中，只有鲁迅、朱自清、闻一多三位入选，因为这三位作家是毛泽东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明确表示认可的。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3）
四、以延安文化为唯一的取向。在上面的目录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文章外，基本就是延安作家和左联作家的作品。如周扬、郭沫若、赵树理、孔厥、刘白羽、周而复、丁玲、沙汀、茅盾、叶圣陶、夏衍。唯一的例外是选了学者张荫麟的两篇文章，而这两篇文章的选择也是因为关于墨子的那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认识：“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那篇《郑子产》的入选，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这本教科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新文学的教学而编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却对后来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李何林和王瑶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基本就延续了这种思路。特别是他们给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就以同样的标准来制定。从他们指定的“论文”和“历史”两部分书目中，可以见出这种思路的绝对同一。以下是王瑶起草经李何林修改的参考书目：
　　论文部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文献
　　鲁迅三十年集
　　乱谈及其它（瞿秋白著）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著）
　　《剑、文艺、人民》（胡风著）及胡风其他论文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民族形式讨论集（胡风编）
　　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
　　历史部分
　　论民族革命的文艺运动（雪苇著）
　　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著）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编著）
　　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著）
　　中国新*主义革命史（胡华编）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它先天具有很大的局限。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代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学者，如王瑶、李何林、唐彛�、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等，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本人都是受过很好学术训练的现代学者，但因为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在没有学术自由和不能独立思考的环境下建立和发展的，他们的学术贡献都有相应的历史局限。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主要出自王瑶、李何林、唐彛�门下，所以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上，自然也就或多或少都受前辈的影响，特别是在“*”结束后他们重新聚在前辈的门下时，年龄一般已过了三十岁，思想观念相对固定，现在这些学者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基本是由他们和稍后的一些学者来支撑的。这二十年的学术环境比他们前辈的已有了很大改观，但学术自由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并没有完全从旧的思维框架中摆脱出来。比如，在对鲁迅、胡适、周扬、郭沫若、茅盾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的认识方面，都还没有从固有的评价中完全走出来。对解放区文学的评价，也还值得再思考。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彻底清理。
　　注　释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1页。
　　2　《王瑶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99页。
　　3　　同上，　第499页。
　　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1页。
　　5　《王瑶文集》第7卷，第602页。
　　6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北京：新建设出版社，1951年。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1）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
　　——以1952年6月《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为例
　　一　文学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这次历史转型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但它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十七年”的文学）之所以变化成为后来那样的情形，也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它的发生历程中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历史现象。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队伍的变化
　　1949年以后，从作家的结构上看，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以延安作家为主。延安作家的构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由延安自己培养的作家，一是到过延安的原左翼作家。那些曾在国统区写作的政治态度中性的自由作家和原来以新月文人集团为主的作家，从1949年以后已开始受到冷落，他们由中心退到了边缘。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正在一个兴盛时期，它的主要标志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正在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像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师陀、无名氏、徐訏、钱锺书，等等。他们当时正是四十岁左右的年龄。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他们的创作活动已经不能按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达到和形成的传统继续下去了。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到了1949年以后，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格局上观察，在新时代，一个作家是不是有过延安经历，是他们能否与这个时代在各方面都达成平衡的一个标志，没有过延安经历的作家，已经由过去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当时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作家。
　　当时在文学制度上选择了与过去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说过去作家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的话，那么现在这种职业已经不再是自由职业，它也被纳入了体制，成为一种单位职业。因为不可能起用大批旧知识分子，而又没有那么多新知识分子，就必然要加强对于新知识分子的文化培养。在作家方面，就出现了日后对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讲习所的主要负责人是丁玲。
　　马烽在他的*中说：“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　1
　　当时*没有同意他们办文学院，但同意他们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提供一个读书提高的机会。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后来他们都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50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中国作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作家协会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在“*”前，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活跃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上，主要是受出身于文学讲习所的那些作家的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2）
那时的文学讲习所，除了一些专题讲座外，还要学习政治。马烽回忆说：“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班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2
　　它一方面制约成熟的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作家。
　　（二）出版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对于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就是出版制度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和成熟而发展。有现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