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越来越多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赵树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对于“三面红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写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国家对集体生产的部署，只管集体应该向国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他不要管。60年代，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建议。1949年后，赵树理虽然也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剧命运的作家，他一生为了“人能活得像个人”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没有*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药蛋”派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离世的作家。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2）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4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但凡被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常常为意识形态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鲁迅悲剧”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赵树理悲剧”中可能是“通俗性”，一为内容，一为形式，以此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小二黑结婚》在叙述太行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把主题集中在反封建的一个具体事件上，也就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方面。作为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精神扩展的基本内容，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成为赵树理这篇最知名小说的主题。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是从变革当时的婚姻制度开始的，因为革命运动以动员青年参与为主要方式，而对青年来说，变革婚姻制度是较有效的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这也通常被认为是启蒙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时，对女性权利的张扬和认可是以预设女性为旧婚姻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为前提的，这也大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但较少有作家深入揭示“娜拉走后”的问题。赵树理也没有超越这个历史局限，他以“大团圆”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在《小二黑结婚》的第六节中，赵树理这样叙述：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3）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
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
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他们调解开。5
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斗争会”起源于何时，我一时没有查考。但从1942年延安整风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这种形式事实上已非常普遍，在当时延安的出版物中，这个词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名词。李维汉回忆延安抢救运动时，他曾主持过一个“斗争会”，他对此的评价是：“场内群情激奋，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6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中，“斗争会”的场面也司空见惯，如《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以“斗争会”单列一节叙述小说，但并没有对“斗争会”做任何形式的介绍。作为一篇以通俗化和大众化为基本追求的文学作品，对一个专有名词不做任何解释，可以说明这种“斗争会”的形式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用不着专门解释。农民对“斗争会”的形式不但认同，也非常熟悉这种斗争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赵树理眼中也没有特殊意义，它天然合理，所以虽然单列一节写“斗争会”，但对“斗争会”不做任何说明，就如同叙述平常的农村生活一样。不但作家本人对这种“斗争会”习以为常，就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金旺和兴旺在采取这种形式报复小二黑、金旺媳妇报复小芹时，也没有任何疑虑：“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在这个细节中，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作家赵树理本人，一是*者金旺兄弟（包括金旺媳妇），被斗争者小二黑和小芹，村长以及所有群众。他们对金旺随便捆人的行为要讨说法，但所有的人对“斗争会”这种形式并没有产生怀疑，而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以后侵犯*的基本形式。在《小二黑结婚》中，即使是金旺兄弟，当他们失意后，同样也面临的是“斗争会”的命运——“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报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最后，金旺兄弟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从《小二黑结婚》中的这个细节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在太行根据地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的生命权利被一种简单的政治悬挂起来，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没有意识到真正“解放”的含义，就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个*利得以保障的法律基础何在。所以在延安文学传统中，我们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人的觉醒”和为创造“人的觉醒”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延安文学传统中并不具备真正的启蒙意义，事实上这个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启蒙的价值。。 最好的txt下载网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4）
“赵树理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当他在平静中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里“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这种把“斗争会”形式自觉合理化的潜意识行为中，表达了作家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正面评价，但它在事实上却隐含了作家自己的悲剧命运。启蒙者在启蒙的时候，对自己命运中的悲剧因素没有产生警觉，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时期，赵树理自己恰恰就是在一次“斗争会”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1970年9月18日，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场在山西省当时最大的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参加人数号称万人。事后有人回忆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批斗会开始仅几分钟，被拖在台上的赵树理就因身体极度衰弱昏倒在台上，接着被押解回监狱。
赵树理的后代在回忆他们父亲的悲惨命运时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7
三
把作家早年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细节和作家悲剧命运联系起来考查，可以发现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那些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启蒙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个性解放、反抗婚姻制度等具体内容，其实只是人的解放中较为平常的社会性变革，在这种变革之上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才更具有启蒙的真正意义。只有当政治制度以保障*为基本追求的时候，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模式延续了延安的政治传统，同样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延续了延安的文学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真正意义总是被遮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延安整风中，在“斗争会”上批判过王实味的李维汉、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文等，后来都经历了和王实味一样的命运，成了“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对象。文学史研究，总是对既成文学史现象的反思，我们在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启蒙意义时，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早年作家的努力没有为人的自由解放显示清晰方向，没有在精神层面传达现代法治精神，那么这些作家在启蒙文学思潮中的历史地位就是值得重新反思的。
2007年
注 释
1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
2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308页。
3 董大中编：《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4 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
41页。
5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8页。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13页。
7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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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
——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
一 延安知识分子及来源
从延安整风以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基本成型。新意识形态的完成虽然以毛泽东为主导，但这个完成过程并不是个人力量可以达到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新闻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50年代初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来做一个分析，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一些功能。
所谓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做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萧军、高长虹等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做是“延安知识分子”。
延安自己没有大学，它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大学。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类人，他们差不多都出自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像陈伯达是吴承仕的学生，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胡乔木、于光远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胡绳曾考入过北大，等等。就个人的历史选择而言，延安知识分子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气，这也同时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激进为特点的。就个性和才华而言，他们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并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还要强过他们。特别是在把理论和学术用来指导行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他们更有创造才能。就学术背景和写作才能评价，像陈伯达、胡乔木、于光远、胡绳，都是学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说到延安知识分子，就不能不说当年的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创办*列宁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院长由张闻天兼任。从1938年5月5日*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时成立，到1941年改组，它前后约有三年时间。
马列学院的学习期限是三个月，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延安马列学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凡短期训练班都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其日后相关方面的干部基地。当时课程设置是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几乎没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教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是吴亮平，哲学是艾思奇，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杨松（后为《解放日报》总编）及陈昌浩，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