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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0）
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6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1952年4月8日。”本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1、2、3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本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
于光远回忆说，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就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为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
在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中，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对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文章认为，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1）
《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避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
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
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
“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
“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主义）。
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2）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50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功过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思想和判断并不绝对来自于他个人，而是受他身边人，同时也受宣传和理论界的影响，在毛泽东和延安知识分子之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主要看毛泽东选择什么。
一般毛泽东对于左的错误通常比较宽容，而对于右的错误就比较严厉，这也许就是《学习》事件得以轻松解决的原因。但作为一种经验，它可能也为后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2000年
注 释
1 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载《*党史资料》第57
辑，*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2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3 同上，第391页。
4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45、447页。这个评价主要来自于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72、473页。
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78、376页。
8 叶永烈：《*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第59、60页。
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10 *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1 同上，第21页。
12 同上，第37页。
13 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党史学会，第
40页。
14《展望》，上海：展望周刊社，1952年，第17期第9页、第21期第9页、第23期第9页。
15《学习》1952年第1期，*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第14、18页。
16 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1期第19页）、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第2期第22页）、杨耳
《只有*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
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1期第29页）、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期第
11页）、孙晓村《我从财经工作中看到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2期第14页）、季云
《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2期第15页）、李
致远《在工商界进行检查工作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第2期第18页）、艾思奇《认清资
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第3期第3页）。
17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18《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1、443页。
19 同上，第44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1、376、377页。
21 冯贝贝、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载《百年潮》2000年6期，*党史学会，第31页。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1）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
——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上世纪70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7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何炳棣、杨振宁、王 浩、任之恭、陈省身。表略）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7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资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属于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做主。唯有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2
对当时“*”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3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