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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柳宗元在永州挥泪写《捕蛇者说》，刘禹锡在朗州润色《陋室铭》，杜牧在扬州泡妞，李商隐在令狐楚家里上骈文补课班。时为宰相的李吉甫，以对付二王八司马的余威，斥退了两个妄议时政的小人物，并批示：此二人不得重用。这两个人因此深恨李吉甫，不过他们吸取了八司马的教训，而是隐忍待发，悄悄离开了长安。
李吉甫又一次胜利了，施施然入宫禀告皇上，说朝局已经太平。
在灯下，君臣相视而笑。
但是，巨大的阴影已经在月光中滋长，并开始笼罩帝国的前程。
出京的两个人，一个叫牛僧孺，一个叫李宗闵。
而李吉甫的儿子，大家也很熟悉，他叫李德裕。
将唐朝的国家机器彻底带入死路的牛李党争，恰在这时种下了祸根。
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
扑前日乱翻书，拿过曾畅销一时的《于丹〈论语〉心得》，看到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前面的几行引言中间，有这样一段很耐人寻味的立论：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第一感觉，就是这话肯定不是于丹自己写上，而是该书编辑的续貂之笔——如果翻开相关史籍，你会很明晰地看到，首先，赵普说没说过类似的话，都很成疑问；其次，即使野史上记载的“赵普说”是真的，从语境判断，也根本不是讲《论语》的好话；最后，鉴于宋朝开国的特殊情况，严格地界定的话，赵普并不能算“宋代开国宰相”。
以于丹教授在众多读者心中定位的水平判断，她应该不会犯这样“路边说书”级别的常识性错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柳河东的边城故事（4）
首先说说赵普的“身份问题”。
要说某人是“开国宰相”，此人起码得在“开国”时确实担任了宰相，并主持建立了本朝的朝纲体制，而且得连续执政相当一段时间。符合这几项条件，才能算开国宰相，比如萧何，从刘邦建汉起一直担任相国，并建立了一系列新朝体制，后来曹参继任，遂得以“萧规曹随”。按同样的标准，曹参、陈平不能算西汉的开国丞相，诸葛亮算蜀汉的开国丞相，房、杜两人算唐朝开国宰相，因“胡案”导致宰相制度废除的胡惟庸，不能算明朝开国宰相。
翻开赵普的履历表：在后周时代，他一直是大将赵匡胤的主要幕僚，给赵出谋划策，但“陈桥兵变”赵氏黄袍加身之后，篡窃了后周政权的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后升为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够资格例行参与国务会议，相当于宰相的级别了。而且，因为赵普对政事生疏，还闹出了一连串职责、公文方面的笑话，亏得王弟赵光义出面，数次出头帮他缓解尴尬、收拾残局。
原来，因为出身小吏，赵普幼时起就学问荒疏，属于典型的办事能力强、理论水平低的干部。一度，连军伍出身的“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宋太祖，都觉得赵普的政策根底太浅薄，常劝他多读书，“要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开国时不用赵普为相，主要也是赵匡胤认准赵普只能干实事，不能谋全局，难以胜任主持新朝建制的工作。所以，直到形势非常稳定了，新朝的体制运行得差不多了，太祖才让赵普坐上宰相的位置。
赵普长期做幕后工作，熟于吏事，专擅权谋，是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谋主，但终于当上宰相后，他器量不足、目无全局、公私不分、揽权倾轧的毛病暴露无遗，甚至有一次还被宋太祖抓了个现行——
原来，宋太祖这个人对大臣常常不放心，动不动就搞“家访”。尤其是他听说赵普曾经把有些大臣说自己坏话的奏折，直接点炉子生火的八卦传闻之后，他就非常想到赵普家去看看。
于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宋太祖不宣而至，进了赵府大院。赵家正在吃饭，听到外边通报圣驾到了，赶紧抹抹嘴出来接驾。宋太祖扶起赵普，正待寒暄，眼角的余光却看见西边廊下的阴影里，一字摆开，有十个坛子，坛子风尘仆仆，但工艺精美，一看就是江南之物。
皇上背着手，在院子里转了几圈，终于忍不住问赵普：你们看，那西边的走廊下，是不是有几个坛子啊？
赵普低头道：是有几个坛子。
皇上朝坛子越走越近问：这十个坛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海产。
皇上俯身摩挲着一个坛子：哪里来的海产啊？
……吴越王钱俶刚送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
皇上用力晃了晃坛子：收的什么海产啊？大老远送来的。
臣不知道。
皇上背着手回到院子中央：打开尝尝。
皇上的随员费力搬过坛子，好容易开开了，坛子里上面铺着一层海产，下面满满的全是金元宝。
皇上转身就走，临出门，回头看了一眼还跪着的赵普一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武夫……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上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因为赵普不是读书人，不是书生。
其实，赵普也不算说假话，因为海参、海带是海产，珍珠、珊瑚也是海产，金子说不定也是从海底沉船中捞出来的。
宋太祖从此就不信任赵普了，所以后者在太祖、太宗两朝数起数落，没有能够连续秉政。
话说回来，《于丹〈论语〉心得》里之所以硬把“宋代开国宰相”的名头安在赵普头上，其实是想暗示读者：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的赵普，分量如何之高，甚至两宋四百多年的根基，也有“半部《论语》”的功劳在里边。可惜的是，赵普擅长的权谋之术恰恰是儒家所不齿的。
堪称实干家的赵普，更是阴谋家，除了策划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后来还有别的表现。赵光义“烛影斧声”弑兄夺位，当时已经被太祖贬斥在外的赵普为了讨好赵光义，编造了一个“金匮之盟”的鬼话，声称据他现场看到，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临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
柳河东的边城故事（5）
而且，他还伪造了一份“誓书”。
因为死无对证，所以赵普编造的故事为太宗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立刻换取了自己的第二个宰相任期。但，此阴谋因为过于拙劣，在宋代就被世人识破，赵普之为人因而深为后人所鄙。
那么，“赵普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这句话强调了两点认识。一是，《论语》实在了得，是“治天下”的无上秘法，武侠小说写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七成功力就可以傲睨群雄；赵普每天在家读《论语》，五成造诣就能把天下治理得“庶几乎”。
二，赵普是非常厉害的经学大师，功力深不可测，估计也写过《赵普〈论语〉心得》之类的著作。古人形容学识深厚称“学富五车”，赵普显然更厉害，刚倒完五车，又来了五车，还没有来得及倒，在宋太祖太宗两朝当宰相就足够了。
可惜这两点认识，既不符合史实，也经不起事理推敲。
翻开《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当年，皇上嫌老赵书读得少，说话办事不讲究，赵普“知耻后读”，在家常闷头作“看东西”状，一坐就是一天，他死后家人好奇地打开书箱，发现里边只有一部《论语》。
《论语》全书只有二十篇，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半日就可以读完，所以不能由此记载，断定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
正史不见“半部”说法，查《赵普神道碑》也没有，于是，扑去翻野史笔记。
南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这段话下面，有作者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再就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再往后的都是转载这两个版本。但是，《宋史》是元朝人编纂的，后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史书是突击完成的，选材不严，贪多务得，门槛过低，连很多野史笔记也照录，但即使这样一部书，也没有采用“半部《论语》”的记载。
假设野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那赵普的话也说得言不由衷，更显然很有点献媚成分在里边——
“治天下”是很严肃、很复杂的，用《论语》里边并不系统的理念，作为某些事务的指导原则，还嫌不足，偏要突出“半部”，有些太搬弄造作了。李敖曾经写道：“《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说“定天下”更荒唐。赵普曾长期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军务高参），他用来辅佐赵匡胤“定天下”的（其实是“篡天下”），恰恰是谋略变通之术，在《论语》见不到，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那些小故事里也是见不到的。
敢说自己用《论语》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赵普一人。连中学生都知道，赵家的天下不是从正路上取得的，《论语》里哪条是教唆阴谋家们发动兵变的呢？赵普的政治履历，正可以用来作为提倡“君君臣臣”的《论语》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为这话说得不合事理，所以关于这话是否真为赵普所说，历代质疑者不绝——北宋上承五代，那是军阀混战，军人习惯了搞政变的时代，所以，宋代开国的国策是重文轻武，大力推重读书人，到范仲淹的时代，宋朝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历朝历代。我们现在说宋朝人写诗有学究气，宋朝人还嘲笑唐朝人的诗写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这样说：本朝开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时受的教育，所以，连赵普那样《论语》都读不全的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为《论语》在那时候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教材。
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个说法却在南宋时成了定论。当时程朱理学兴盛，朱熹着力拔高《论语》，该书被理学家们抬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认为《论语》里一句，顶别的书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论语》”的故事附会到了曾跟《论语》沾边的赵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论》《鹤林玉露》里边的“记载”大概来自这个需要。这和后世商家的“启发式炒作”有些类似了。
我们的畅销书“以言取人”，引之为据，这是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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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1）
——说说《岳阳楼记》里的三层利害
古人的文章，写出来了并能够流传天下的，有的是用来明道，有的是用来言情，而华丽媚众之作并不多。此类所谓“言之有物”的好文章里，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内之物。而像《岳阳楼记》这样兼统内外、动心见性的文字，实在有细读的必要，因为学做文章，仅仅背诵和炫耀是不够的，关键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来，对于《岳阳楼记》的解析，总是过多地强调字里行间的华美音阶和表层含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现状。当代人学习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写文章时的处境，了解他的难处，才会洞见他提笔的可贵和经营的心思。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本人正处在一个失势后很艰难的状态。这时候，被贬谪的同党滕宗谅（即滕子京）让他写序，其实是出了个难题。没想到，范仲淹这篇文字写得读来磊磊落落，里边余味却曲曲折折，实在是可以兴邦祛厄的大手笔。
范滕之间的渊源
范仲淹这个人，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他少年苦读，中进士授官后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得到晏殊的推荐，入朝当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专权的太后而被贬。
后来几经沉浮，范仲淹临危受命，又到西北对西夏作战的前线督军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强盛，内有暴###民，中央财政紧张，朝廷陷入危机，范仲淹跟韩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为副相。庆历三年，仁宗急切垂询富国强兵之法，范仲淹遂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时亦提出相应策略，仁宗也就采纳了。
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遇内外巨大阻力。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为朋党，外贬地方，韩琦、欧阳修上疏帮其辩驳，很快被外放。还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与范富曾有渊源的，也受株连而先后被贬，比如苏舜钦。
范仲淹在受托写《岳阳楼记》时，正是庆历六年年中，他被贬放到邓州后，言行上受着朝廷里守旧党人高度的“关照”。而这当口，他突然收到老部下滕宗谅写来的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说岳州（即文中说的巴陵郡）胜景岳阳楼已经在六月重修完毕，希望他给做一篇文章，好刻在新楼之上。
这个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同一年举进士），早在范仲淹仕途初起，在泰州任西溪盐官时，滕就是范的搭档。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造福当地，滕与他文武相济、合作愉快。后来，范得到擢升，也一直不忘提携滕宗谅。范在西北守边时，几度形势危急，都是滕便宜权变，助范渡过难关，所以，范仲淹入朝为相后，推荐滕出任边境地区的兵马总督兼当地知州。滕宗谅施展文韬武略，正待大干一场，不料朝廷那边却有人盯上了他。
原来，庆历三年新政颁布后，守旧派一直在找机会整倒范仲淹。但，范清廉正直，朋友很多，而且是地方上干上去的，有功于国，根基深厚，除了有时喜欢自我标榜一下——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的风气——没有什么破绽可挖。于是，守旧派便从他身边人和老部下入手。滕宗谅是范仲淹死党，又在范发迹的地方任职，收拾了他，既令范少了一个外援，更可以给范的政绩抹黑，可谓一石两鸟。偏偏，滕又是一个行事粗豪、性情自负、锋芒毕露的人，做人处事的漏洞很多，加上范、滕在边地与强敌周旋，少不得有些杀伐决断、冒支公款的事情，滕宗谅每每做过这样的事，便把纪录和账本烧掉，如此则事发之后，祸患不至于波及范仲淹，但他却也只好自己一人背锅了。
于是，庆历四年初，御史们以“擅行边事”之类罪名纠弹滕宗谅时，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