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蜀汉前军到达街亭时，魏、蜀双方的胜机都已经逆转到了一个拐点：马谡之军，到此已成强弩之末，在宿将张郃的冲击下，宣告崩溃。
诸葛亮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牌已打完，迅速撤回汉中，避免了进一步损失。
回来，诸葛亮就把马谡杀了。马谡很倒霉，他只是诸葛亮要为战略失误找来的替罪羊而已。他的临战指挥不见得高明，但也没有《演义》中写得那样愚顽不堪。街亭之败，有马谡临阵失误的成分（主要在于不知地理，这也没办法，因为街亭在曹魏境内，马谡对此地的了解肯定不如张郃），更主要原因，是以当时那支蜀汉军的状态，已经是强弩之末，无法与魏军一战了，与好不好“纸上谈兵”更无关系。
此次北伐失败，蜀汉气沮，周围的观望势力纷纷倒向曹魏，影响十分恶劣。诸葛亮自贬三级，又斩杀马谡，这才有所交待。所以，马谡的死就成了必须的步骤。
不久，诸葛亮再度北伐，“平推”战略不变，只是进攻方向转为陈仓。不料，曹真和郭淮已算到他将来陈仓，而且意识到陈仓还是蜀汉军队补给能力的极限，便在此处筑城，令部将郝昭守把。蜀汉军到此果然又成终点，数万大军围攻一个仅有数千军民守卫的小城，竟不能攻克，粮尽而退。
在第一次、第二次北伐中，诸葛亮军事能力的欠缺、操控大局能力的不足表露无遗，他的失败是“庙算”的失败，而且也注定了北伐不会再有成功的可能。马谡的败亡从这一点上看，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补充一句：《演义》中的曹真十分愚蠢无能，司马懿的突然介入成了曹魏扭转败局的关键。在正史中，此战役发生时，司马懿主要的任务是铲除了孟达，确保南边的孙吴不敢动作。所以，司马懿攻灭孟达并对有关人等加以清算后，就马上回到宛城老巢。很快，曹魏征东大将军曹休在石亭被孙吴伏击，全军溃败，幸亏司马懿等军维护及时，魏国的南方战线才幸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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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是计还是略（1）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默契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首次北伐受挫，安排各路人马退回汉中，正待自己抽身之际，不料，司马懿大军突然出现在城外几十里处，诸葛亮急中生智，兵行险招，玩了一手“空城计”，把司马懿吓跑了。
在正史中，孔明见街亭败绩，北伐受挫，战局已经对己不利，于是迅速撤回汉中，并没有再空耗军力。而曹魏方面，大都督曹真见已经打退蜀汉，也没有苦追。当时，司马懿更是远在宛城一线，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街亭或西城。《演义》为了贬低曹真，并强调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最大对手，硬是把司马移位到了街亭前线。其实，司马懿是在后来才顶替曹真出现在对蜀汉前线的。
其实，“空城计”也有其说法来源。《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注里，记有一段郭冲讲的小故事：“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史学界称其为“郭冲三事”，后边还有郭冲的“四事”和“五事”。这个郭冲是诸葛亮的粉丝，他讲的故事都是盲目推重孔明的。这一段“郭冲三事”的情节，更是于史不符、于理不合，十分荒谬。当时就有人质疑：司马懿如果真得到这样的机会，把他围住不就完了？
连现在人也明白，派几个神射手过去射诸葛亮，或者派一个小队过去火力侦察一下，立即就可以拆穿诸葛亮的把戏，司马懿不会愚蠢和胆怯到“扭头就跑”的地步。
这事情肯定是虚构的。问题是，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虚构呢？
原来，《演义》中司马懿的这个举动，符合了他的身份与目的。他这次出兵，在曹真和郭淮看来，并不是帮他们，而是来抢功劳的。司马懿此前在上庸干掉孟达，已经立了首功；到街亭就破了马谡，并先郭淮一步，取了列柳城，这次头功也被他得了；如果在西城县，司马又捞到一个大的，拿下了诸葛亮，他就算全功了。
下头的仗还怎么打？
司马懿功高震主，又抢了曹真的全部功劳，曹氏能放过他么？
司马刚刚从被贬的状态中恢复，立即便立不世全功，曹氏将没法安置他，司马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司马需要诸葛亮继续存在下去，就像《演义》中诸葛亮特地在华容道放过曹操一样，这是一种权术。司马需要在与诸葛的对垒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培植势力，而不是一上来就跟草包曹真争功，那样只会再次贾祸。
所以，《演义》中“空城计”之后的章节中，感觉到曹真对自己不满的司马懿，处处让着功劳给曹真，自己则一再谨慎谦抑，胜则不求全胜，只要一步步小胜；败则避免大败，实力必须保全——套用眼下网游的攻略，司马懿其实是把诸葛亮当成了供自己练级、打装备的BOSS。
为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按正常的战争逻辑分析，出动十五万大军，前后方圆百里之内的虚实，都在大军哨探耳目的监视之下，否则司马懿敢到处乱撞么？何况，司马是非常狡猾的老狐狸。
诸葛城中的虚实，应该都在司马的算度之中。
所以，兵临城下时，他“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是在看孔明耍猴戏的丑态，而心里笑他。次子司马昭初生牛犊，不明进退的秘要，偏要替老爸点破。司马懿嫌他年少轻狂，所以才要“教训”一番。诸葛亮见司马懿竟被自己“吓退”，也觉意外，硬撑着得意炫耀一下。
在罗贯中笔下，这样用心的细节，前后一定会有相似的小故事照应一下，作为提醒（此即“草蛇灰线”）。前面诸葛亮一战而擒夏侯楙，却不杀他，而是放了他，成全他“戴罪立功”，继续瞎指挥，那是因为诸葛看透了夏侯。如今空城之下，司马放过诸葛，让他继续带兵（诸葛若被干掉，蜀汉统帅必然换成魏延，因为当时蒋琬太年轻，姜维也还是无名鼠辈），这是因为司马已经通过马谡和孟达的下场，看透了诸葛。 txt小说上传分享
“空城”是计还是略（2）
《演义》对诸葛搞掉孟达，也有明笔表现。历史上，孟达错判形势，在给诸葛亮的信中，写司马懿将起宛洛之兵对付自己，不过宛洛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自己有充分时间准备叛乱。而《演义》中，这封信变成了诸葛亮写给孟达的，摆明了是孔明在促使孟达误判形势。更妙的是，这二人的书信往来，被司马懿截获了，当时司马的表现是“感叹不已”，它对于孔明因小失大，因私废公的做法，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后面，司马懿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陈仓布置了郝昭，算定诸葛会来（正史上却是曹真的功劳）；二是回到朝廷，向曹睿奏道：“今蜀兵见在汉中，未尽剿灭，臣乞天下之兵并力收川，以报陛下。”这是在要军权，立刻便被曹魏嫡系的尚书孙资制止了，称只要曹魏谨守边境，让敌人“自相残害”，吴、蜀可以不战而胜。
曹睿“大悟”，马上就威胁性地问司马懿：“此论如何？”司马懿的野心被看穿，只好说：“此乃公论易安之理也。”此后，他就再没有提过类似的要求，而且一直在装孙子示弱、保持实力。
总之，罗贯中在“空城计”前后所塑造的诸葛与司马的策略对比，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二人的性格所带来的不同人生选择：一个是强出头，一个是有意示弱。诸葛亮在蜀汉内部是强势，在对曹魏时，蜀汉却是弱势；司马懿在曹魏内部是弱势，但曹魏对蜀汉却是强势。司马不愁胜仗，却要担忧自己的处境；诸葛不愁自己的地位，却缺少胜仗为国家打开局面。相比之下，司马懿的处境更难一些，所以他的应对也显得更聪明，对后人更有借鉴价值。
《演义》中的“空城计”虽然是虚构的，但在战史上，却有很多使用“空城计”战术而成功的案例。
据《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元为了立功篡位，于公元前666年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楚强郑弱，郑文公在危急时刻，采纳谋士叔詹建议，将城门大开，让百姓任意出入，以为迷惑。楚军统帅子元见状，不敢贸然进入，便扎营等待时机。这时，风传郑的盟国齐、宋、鲁等的援军将马上到达。子元害怕腹背受敌，连夜撤兵。为防止追击，楚国军队撤离时，故意将军营帐幕原封不动，留在原地。待郑国探知楚军已全部撤走，方知面对的楚军营垒，原来也是空营。此战，双方空城计对空营记，都是 “无招胜有招”。
西汉时，汉朝与匈奴交兵，李广任上郡太守，抵挡匈奴南进。一天，皇帝派到上郡的宦官带人外出打猎，遇到三个匈奴兵的袭击，宦官受伤逃回。李广大怒，亲自率领一百名骑兵前去追击，杀了两名，活捉一名，正准备回营时，忽然发现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也向这里开来。匈奴也发现了李广，急忙上山摆阵，观察动静。李广的部下非常恐慌。李广低声指挥说：“我们只有百余骑，离我们的大营有几十里远。如果我们逃跑，匈奴肯会追杀我们。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敌人肯定会疑心我们有大部队行动，他们决不敢轻易进攻的。现在，我们继续前进。”到了离敌阵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广下令：“全体下马休息。”李广的士兵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战马在一旁吃草。
匈奴大将十分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李广立即命令上马，冲杀过去，一箭射死了这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休息。匈奴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后，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匈奴却慌张引兵逃了，李广的百余骑安全返回大营。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三月，有农民军孙恩起兵谋反，攻打到海盐城，时有晋将刘裕扼守海盐。刘裕兵少，但他巧用计谋，夜里在城中放倒旗帜，隐藏主力，次日天明，大开城门，并叫一些老弱在城墙上候着。孙恩军见状上前，问“守将哪里去了”，老弱们说：“已经连夜逃走了。”于是，孙恩军争相入城，被刘裕奋起伏击，孙恩军大败而逃。
又如，唐朝时吐蕃强盛，一度攻陷唐的边城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张守圭备战不足，情急之下，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吐蕃怀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这些使用“空城计”奏效的战例，无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战的情急之下，无可奈何而采用的“没办法的办法”；对手也必须是对我方虚实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蚀老本，或干脆是乌合之众。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假象迷惑住对手。
而像司马懿这样特地放对手一马，以作为自己要挟军权砝码的，在战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温、刘裕、安禄山那样的人。
阉党究竟代表谁（1）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