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接见外宾。
到了下午两点，宋彪皇帝午睡了一个小时后洗漱一番，这才前往宣政园喝下午茶，此时秋热烦燥，下午喝杯凉茶总是不错的选择。
宋教仁谨慎的在此等候了将近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才见到皇帝陛下。
见到宋教仁后，宋彪皇帝显得很平常，在宋教仁鞠躬敬礼之后，他就招揽宋教仁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
岁月不饶人。
宋教仁一晃也是年过六旬的头发花白之人，昔日的风采倒是依旧在，这些年间，他已经不在内阁任职，一直积极推进民主党内部的改革，1930年至1935年曾经竞选过的浙江省长，凭借极高的个人声望轻易当选，也拉开了浙江省成为民主党和光复党交替执政的大幕。
在宋教仁的改革之下，民主党一改过去和光复党争锋相对的局面，调整政策偏向于中产阶层，这使得民主党在沿海大城市的支持率节节攀升，但在内陆地区，民主党还是未能有牢固的民众支持基础。
两党竞争总是难免要打嘴炮，汪兆铭又是非常喜欢在纸面上做文章的人，他攻击民主党只有民粹主义，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应当是全民享受福祉的国民之主义，而宋教仁则批评光复党鱼龙混杂，沆瀣一气，操控地方机构等等非法事宜，以及轻视中产阶层、忽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等等问题。
有批评才能有进步，问题只是光复党根生蒂固，竞选总能大获全胜，已经缺乏内部改革动力，这倒不是顾维钧一个人就能扭转的局面。
要说党派扶持，如果没有宋彪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宋教仁的民主党也决计很难支撑到今天，但是两人今日的见面却有点尴尬。
宋彪沉默无声的喝茶，咀嚼着核桃仁，仿佛身边的宋教仁并不在场。
宋教仁今天还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礼服，配着蓝色的领带，而皇帝还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着他的便服，白底琉璃红纹的龙袍便服，显得很肃静。
红白色、黄色和蓝黑色是皇帝龙袍中最受宋彪皇帝所偏爱的，但是红白色确实穿的更多一些。
民主。
宋彪皇帝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
他仔细研究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件事。对于帝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他以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地区性的民粹分裂主义；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帝国直至今日依然严禁土地兼并。在《农民保护法案》中严格的对所有农户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只要是农户，原则上都至少要拥有15亩的田地。
如果对比21世纪的共和国和印度，那么你会发现共和国唯一的好处是同样的人口和耕地条件下，共和国可以保障所有农民拥有十几亩的田地。而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手中。极少有普通的印度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田租和税收的压力下，印度农民以几十户的方式集体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管世界如何吹嘘印度的体制，宋彪皇帝一贯认为这种体制如果是以几亿农民生不如死为代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即便另外一种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如果能在基础层面强制保证所有农民至少拥有维持生存所需的农田，那就绝对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所有”是十亿人口之多。
这真的不容易。
这很重要。
宋彪皇帝对光复党的支持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光复党强有力的实现了他的这个要求，以税收、国家补贴和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所有农户都拥有最低的土地。
光复党所采取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一大部分的土地低价租给农户，而且，这些土地是绝对不允许转让的，农户可以一次性签署超过60年的农业经营权。
在地方的农村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协会都会参与乡村内部的协调工作，切实保障每个农户都有土地可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户实际上能够拥有更多的田地，但也确实存在很多农户将自己的土地出售掉，然后低价租借县政府的公田。
这种公田政策是民主党攻击的重点，这一点很正常，因为民主党所代表的中产阶层对此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要求取缔公田，允许土地更为自由的流通。
宋彪皇帝很讨厌这一点，哪怕现在很多农民也积极要求政府批准这一提议，但是，政府应该保护的不是这些富裕的农民，也不是这些短视的农民，而是更多的贫困农户。
确切的说，宋彪皇帝确实很讨厌苏维埃主义，但在所有体制中，他也必须承认唯独这种体制中的集体土地政策能够满足他和中国农民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太多。
想要保证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土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宋彪皇帝非常担心，总有一天，情况会被改变，土地兼并被允许，农民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唯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帝国开疆辟土，更大规模的扩大帝国疆域；二是帝国人口减少，不管是以节育手段和政策，还是以大规模对外移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都在干这件事。
在帝国人口突破5亿大关的今天，确实大约有1/5的国民生活在传统疆域之外的地区，其中仅从苏俄夺回及新占领的土地就解决了大约四千万人口的生存空间。
所以说，扩张主义对帝国而言必然是长期国策。
民主党恰恰又是国内反战力量的主要阵营。
宋彪皇帝只能说宋教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他在过去几年间减少对民主党的支持，并且拒绝接见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渐趋向于保守政策，对于宋教仁的民主党就愈加感到讨厌，在他看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民主党的拥护者都显得过于自私。
几乎将一整杯茶都喝完，宋彪皇帝才将茶杯放下，很平静的同宋教仁问道：“你这几年一直是东奔西走，为民请愿，很是劳累，身体应该还能撑得住吧？”
这番寒暄让宋教仁很是受用，因为他知道皇帝通常不是一个会和别人寒暄的人。他挺高兴的回答道：“回禀陛下，我的身体肯定是没有问题，这是越忙越硬朗。”
宋彪皇帝感叹道：“那就好。咱们说几个正经事吧。作为执政党，光复党内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需要狠狠的教训一顿，我倒是很想知道。在你看来，光复党现阶段有哪些问题？”
宋教仁想了想，如实回答道：“光复党的问题其实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党独大，太傲慢，听不得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的意见，独断专行，中央政府的情况还好一点，在地方省一级政府就简直是一群混蛋在执政，傲慢的令人发指。”
虽然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导向。但宋彪皇帝还是尽可能的保持党派中立原则，同宋教仁鼓励道：“他们傲慢混蛋，那就是你们的机会，好好把握住机会即可。”
宋教仁答道：“话是这么说，可光复党也是会打选战的老牌政党。他们有执政优势，一到选举期就牢牢抓住两个大票仓和一个大钱仓，一个是农会，一个是工会，最后的大钱仓当然就是远东、江南、南洋这些大财团。譬如说华商总会，每年确实也给我们捐赠一笔政治捐款，但给光复党的分额足足是咱们的十几倍，如今一打选战都是钱在撑着场面，他们每个竞选议员背后都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还能搞定媒体那边的工作，这真是让我们无可奈何。”
宋彪笑呵呵的感叹一声，道：“所谓民主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美国和英国何尝不是这样。”
宋教仁只能点头承认。
他其实心里很明白，每一次到了关键时刻，皇室操控的几大财团还是会义无反顾的站在光复党背后，而光复党所维持的公田制度也一直能掐住各地农会的这个大票仓。
帝国的民主体制就是这样的情况，省议会决定省长，而省议员是按各个县评选，这就意味着资金雄厚和关系深厚的政党总能在大多数的县获胜，最终敲定省议会的多数席位。
省议会的选举一般滞后国家议会选举一年，这就意味着中央内阁一旦确立，中央的执政党又能影响省一级的选举，对于最重要的具有表率作用的几个经济发达省和人口大省，顾维钧首相和前首相唐绍仪，包括其他内阁大臣也都会亲自下去辅选。
譬如说1936年的江苏省和上海省议会选举，原本是民主党占据一定的民调优势，但就在最后关头，顾维钧首相忽然巡查上海、南京等地，发出一番豪言壮志，要以中央政府支持的形式继续支持长三角经济建设，结果就让江苏、上海在最后时刻翻盘，反而再次出现了光复党在省议会中占据超7成席位的局面。
简而言之，宋教仁和他的民主党也是一直在奋斗，一直被打压。
宋彪皇帝对这样的局面倒是很满意，其实他也清楚光复党内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没有民主党的牵制，那问题会更多更多，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斗争不仅能扯你后腿，还能将对方的各种祸害之处都抓出来恶骂一番，逼对手作出改进，一起共同进步。
想到这里，宋彪皇帝忽然觉得支持民主党多赢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只要中央政府相对稳一点，让地方给民主党一半的机会，那也足以教训光复党，顺道淘汰掉那些傲慢的自以为是官老爷的旧式老议员、官员。
不执政是不会暴露问题的，反过来多给民主党一些受监督的机会，多暴露民主党内部的一些问题也不错。
现在帝国内部存在三个大政党，分别是中左翼的社民党，右翼的民主党和中间派的光复党，至于极右翼的国家青年党、极左翼的劳动党都不是很受欢迎，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
帝国采取宗政分离政策，所以，宗教社团是不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农会等社会机构可以集体投票，而像净土宗教义协会就不能集体投票，帝国的《政教自由法案》也严禁宗教团体操纵成员集体投票，一经发现都要予以严厉的处置，某种程度上，这也可是视作对藏传佛教、喇嘛教、回教的地区独立主义的严格控制。
帝国在宪法上。实际上也将国家主导政策确定为中间派，三大政党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中左、中右的差别，纯粹的左翼、右翼政党并不受社会的支持。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色彩倒是更受企业界的推崇，但对于大财团来说，和中间派的光复党合作显然更为可靠。
虽然还不清楚光复党在最近五年间逐渐扩大的一些新问题有多么严峻，同时也不喜欢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宋彪皇帝此刻觉得有必要给民主党一些新的支持，更为激烈的威胁光复党。逼迫光复党进行重大的全新改革。
想到此处，宋彪同宋教仁说道：“我们也有几年不见了，对于你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新的党派政策，我还是很陌生的，我们今天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这些事情，你不妨就详细的说一下吧。”
宋教仁挺高兴的点着头，不急不慢的从头说起道：“我所建立的民主党。从始至终都在积极的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这一点是陛下您所深知的，并且，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积极的推动了帝国的民主进程。今天。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垄断的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未来，帝国在亚盟的领导地位也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体现，而亚洲的自由反殖民运动也未能得到帝国的鼎力支持，从国内政治而言，我们需要继续推动民主进程，推动妇女权益的解放，推动社会的公平建设，我们认为光复党执政的三十年，国家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正在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的改正这一点，推进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需要让富人和寡头企业多纳税，多承担社会责任，让广大的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都能受益。在国际社会，我们也要追求新的公平价值，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稳固帝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和利益，扩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让帝国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更为公正的世界领导国家。”
宋彪赞扬道：“想法很好。”
宋教仁重点强调道：“民主党现阶段真正最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公平，国民在呼唤公平，这是因为帝国社会发展至今，不公平已经成为国民的公敌，在地方，在乡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乡绅操控权柄，侵占其他国民党利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些乡绅，包括非法社团同光复党的结合是一件极其丑陋，而又世人皆知的问题，此乃我国政治清明之重大障碍和弊端。”
宋彪皇帝沉默不语，他对此并不是特别支持。
中央调查总局对此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乡绅恶霸和非法社团问题是帝国内部一个很大的顽疾，但是，中央调研局并不认为这就是光复党所特有的弊端，民主党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执政期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些问题。
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基础的国家问题，与政党关系不大。
打黑扫非是容易的，但要打掉全国上下最为普遍的乡绅恶霸问题，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乡绅恶霸的背后都是本地大姓大宗的垄断问题，在乡镇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几乎70％以上的乡镇镇长都被本地大姓所窃取，不管是光复党，还是民主党，想要获取在地方的支持都必须和这些大宗大姓出身的人合作，吸纳他们入党，最终就造成目前的这种在整个帝国内部基层都很普遍的不公平现状。
这一点不管是阎锡山在抗日前期推行的民主试点，而是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农村民主选举改革，最后都普遍性的落入这个深坑中。
至于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确切的说，顾维钧和宋教仁其实都是束手无策，只是相互打一打嘴炮罢了。
这个问题同样让宋彪皇帝为之困扰。
陈瑾曾经有一个提议，那就通过出**法律进行限制，以“为国家培养青年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名义，严格限定乡镇的地方长官竞选人年龄不得超过40岁，鼓励年轻大学生回乡参加民主竞选，鼓励他们从政，通过提高素质和限制年龄层次来制约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一种能够治本，也未必就能治标的办法，但又是当前可能来说唯一的好办法。
除此之外。肯定还是要通过加强镇一级的司法机构的权力和执法空间，对农村地区的各乡村普遍问题实施更为严格的法治管理。
宋教仁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进攻光复党，宋彪皇帝实际上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调研结果还是很清楚的。
当然。宋彪也没有说什么闲话，政党都是这样，总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攻击对手。
他稍加思量之后就决定绕开这个话题。同宋教仁继续问道：“其他的问题呢？”
宋教仁原本倒是想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攻击一番，感觉皇帝并不想在这件事上质询下去，就只好转个话题答道：“其次还是公田的问题，公田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在执政方，政府管则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内部，容易出现贪污舞弊现象。社会机构管，给地方乡镇的农合会，又容易被乡镇本土恶势力操控，不管是采取哪个政策，地方在公田问题上的表现都不佳。随着帝国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