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个案子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因为这么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看嘛，我们就认真做给他们看，证明我们不是说空话的。”
1986年2月，上海高干子弟胡晓阳和陈小蒙因*罪、流氓罪被判死刑。以此二人为首的流氓团伙，*、猥亵、*妇女数十名。
*就此案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法院判决出来后，仍不断有人为胡晓阳等向*求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党员还要按党纪办事。”他又说，“上海那个案子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因为这么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看嘛，我们就认真做给他们看，证明我们不是说空话的。”
陈云说：“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要依法办事。”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
1986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其中有上述一段话。会后，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的案头。*看完后，未改一字，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则说：“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讲话。
据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记载，万里还在另外的场合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进步党成立。
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其他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依旧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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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带头买彩票，肯德基里婚礼俏
彩民
新中国第一批彩民，不是赌徒，不是富翁，而是“起带头示范作用”的领导干部，以及被摊派到头上的“吃公家饭的”。
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民政部召开发行彩票试点会议，讨论哪个地区第一个搞试点时，无人敢表态。经过做工作，石家庄硬着头皮接下试点任务。
此事在石家庄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彩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石家庄方面不敢叫彩票，最后定的名称是“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7月27日上午，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花花绿绿的彩票上，印着“奖券”两个大字，面值一元，大奖不过一万元。
组织者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示范作用。第一张彩票是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孙永生买下的，接下来是市人大一个副主任，第三个是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第四个是市民政局局长。
然而，领导干部带了头，群众还是观望的多，购者寥寥。组织者只好搞摊派，文教、财贸、厂矿等部门都按职工人数消化一定数量的彩票，总算把50万元彩票卖完了。
很多单位的职工领工资时发现被扣了一块钱，换来一张彩票。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当场就把彩票撕了。那个时候，一块钱能买六斤多大米。当然，也有人把彩票像邮票一样夹在书里收藏起来，不知道还能兑奖。
几年以后，党报上出现了“彩票不可取”的声音。
1994年，体育彩票开始发行，人们为重新出现的彩票如痴如狂，许多城市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购买的盛况。到了2000年，一张两元的彩票最高可中500万元的大奖。
现今，彩票卖场一地纸屑的热闹劲儿已经过去了，把用于结婚的几万块钱全买了彩票最后刀剁己手的故事听不到了，为一个撕开的财富梦作注脚的，是陕西体彩中心舞弊案，是南方乡村的地下六合彩，是这样的新民谣：早起去借钱，上午猜玄机，中午去押码，下午心痴痴，晚上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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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遇到公务员
纳税人
1987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纳税人的概念更具象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缴税时开始问：“我有什么权利？”
有些人偷税漏税，有些人又一心想缴上这个税。有人回忆，“那时，我常常梦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能达到缴税标准，也尝尝当纳税人的滋味。”
其实，他早就是纳税人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去商店买的每一件商品，价款里都包含了流转税。
然而，多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不清楚“纳税人”三个字的真正含义。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常宁的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该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该局局长周年贵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公务员
1987年*十三大决定，在全国逐步建立公务员制度。
当“公务员”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里，很多人还不习惯：什么是公务员？干部怎么成了公务员？
人们习惯了把机关里的人叫“大盖帽”、“吃公家饭的”，也习惯了听到类似当时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抱怨：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写条子的就有30多个。
而现在，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中国最热门的考试，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挤掉鞋子想破脑子做卷子的就有3000多个。且看《菩萨蛮？国考》：国考人流似潮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向北望北京，可怜无我身。壮志遮不住，定到首都去。明年榜中有，不达不罢休。
土地拍卖
1987年，潘石屹毅然从机关辞职，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他花十几元找人带路，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当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举行。共有40多家买主参加竞投，200万元的底价被一直叫到525万元。交易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用地者经营的成本利润最高不得超过15％。”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的“出租”二字，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多年后，潘石屹在参加土地拍卖时一掷上亿，他的竞争对手任志强说他“总能把本来是蔬菜的西红柿卖个水果的价钱”。而他说，房产暴利说没有根据。他的地产项目SOHO的楼书出版，取名《杂碎》，卖到了5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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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陆选手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在奥运中的精彩表现，我们也乐观其成。对大陆选手，我们除本着‘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外，更应主动的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慰问。我们不关怀，谁来关怀他们？”
1984年8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社论《洛杉矶奥运会的启示》中说。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前五天，台湾的电视台在转播开幕实况时，删掉了大陆代表团入场的镜头；在大陆举重选手陈伟强和台湾选手蔡温义同时登台受奖的画面中，陈伟强被遮住。报刊上对大陆选手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联合报》两篇报道标题不无贬意：《*游泳难与各国抗衡，派农家女参加跳水比赛》《谁将取代体操霸业？美国不甘示弱，*悄悄窜起》。
据当年8月9日出版的台湾《前进》周刊说，“在奥运会揭幕前一周，国民党文工会和行政院新闻局，早已召开过秘密会议，对于处理*获胜的新闻报道做成决议，此项决议内容乃是全面*大陆选手的图片、画面、奏国歌场面、谈话等等。”“8月2号之后，华视受到了观众的强大的压力，不断的电话、投书指责华视不播出*队的画面，报纸境遇也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3日起，台湾的电视台开始播出大陆选手的镜头，各报也开始将原报道中所用的“*”称谓，改为“中国大陆”或“大陆”。自此，台湾媒体对大陆选手的报道才多了起来。
路透社注意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细节：“组委会方面让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场时使用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意味深长。”
“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1984年6月23日，*会见香港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时说。
中英谈判期间，钟士元等人提出了谈判桌的“三脚凳”理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记述，“*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谈到，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
但是*打断他的话：“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他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北京？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本身的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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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夫妇学校
1985年1月，北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悄然出现。大约有30对青年男女每周两次聚集在一间教室里，听一些富有经验的医生、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讲授家庭管理、家庭关系以及优生优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按照性别分组学习如何协调夫妻生活。
20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段子：某正统人士老婆自述，新婚之夜，她期待着如意郎君来上一把浪漫，或是说几句幽默的话使得气氛轻松一下，谁知她的“大官人”对着她吭哧了半天，最后涨红着脸说了一句：“我们发生关系吧。”
“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英国著名的威猛乐队1985年4月10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使得上万名观众如醉如痴，有人甚至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当第一首曲目《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的前奏音乐响起时，观众席上立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负责接待乐队的一位文化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2005年7月21日，《东方早报》发表一篇文章：《皇马中国行因此地人傻钱多》。文中说：
小别中国两年之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又来了！虽然此前有媒体调侃说，“皇马”和中国已经因为从“*”变成“多夜情”而激情不再，但考虑到2003年“皇马”在昆明曾经让我们遭遇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有事先提醒一下的必要。
对此次“皇马”中国行，我有三个愿望：
一愿政府官员不要再干那种拿“荣誉市民”当廉价旅游纪念品大肆派送的傻事，上次昆明还不是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昆明市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轻慢？就是因为把身段放得太低了，过分仰视了“皇马”。至于那种“今后无论是皇马俱乐部官员，还是教练、球员到云南，都将享受全程免费接待”允诺，纯属“崽卖爷田心不痛”，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二愿“皇马”在中国期间，万一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要平衡。他们当年到昆明时，云南省大姚县刚刚发生了里氏级地震。结果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房倒塌、灾民啼饥号寒，但并不妨碍昆明街头出现由女骑警、少数民族少女和盛装大象组成的超豪华迎接阵容。云南的主要媒体也把全部的目光都锁定在皇马的一举一动上，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地震灾情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
三愿“皇马”们在给欧洲的朋友通电话时，不会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不要对民工，连几百块钱的工资都给得不痛快，对“皇马”却一掷千万而无吝色。
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最精彩的写实小说”是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有人考证，这是发自杭州市宝石山下一出租房的汇款单上的简短附言，是一位按摩女给家乡妹妹汇款时随手涂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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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
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