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非对人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他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
警察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人们全都围过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货，打道回府。
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国际倒爷扎堆。
摆摊秀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目的是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他精简机构，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孙书林后来评价。
这一年11月，孙书林也自愿下海了。
“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古海生物化石、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
1992年12月，鄂西小城鹤峰的县委书记何亚斌印了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上述内容。这些都是鹤峰的特色资源。
1993年，何亚斌决定将鹤峰百纺公司所属的鹤峰商场、百货市场、百货中心门市部全部向社会公开拍卖。当年鹤峰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大幅上升。
1998年，何亚斌参与创办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08年，何亚斌当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
“谁来重奖*？”
1992年3月，珠海首次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包括轿车、住房在内的百万元重奖。*在珠海说，他赞成这事。
四川有个张宇林，常给党报写评论，他写道：“谁来重奖*？”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1992年，台湾歌手罗大佑推出专辑《首都》，在同名主打歌里，罗大佑唱道：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
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家家出口号？政客也跳槽？自创乐园是法宝
风花雪月融合？江山多美好？首都万世骄傲
开天再开地？竞选又竞投？首都寸金尺土
唱片封面是一个毛泽东和*头像的拼接：额头和嘴巴是毛，眼睛、耳朵和鼻子是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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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这么多？
通天农民
1992年冬，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庞文全又给*写了一封信。1990年，他给*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农民的“六盼一忧”。*中央办公厅给他的回信中说：“庞文全同志，你给*总书记写的信收到了，并已全文在‘内参’发表，并原信报请中央领导同志，谢谢。”从此，庞文全得了一个称号：通天农民。
这一次，庞文全在信中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只筐里满满装着公粮，另一只筐里是几十项“提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
这一年，湖南省湘乡市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摊派的320元，在乡干部到他家强行收款时投塘身亡；由于无法忍受村干部粗暴收缴早已超过承受程度的集资款，在被工作队拿走家里的芝麻和小麦后，河南平舆县农民蔡玉堂上吊自杀；《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
12月22日，*来到湖北荆门。座谈时，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介绍了一段当地顺口溜：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团林镇委书记李玉森说到乱集资乱摊派，也用了一段顺口溜：上集下急人人急，你愁我愁个个愁；有利可图抢篮球，无利可图踢足球。
在乡间，*走进了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屋。*拍着刘克举的肩膀：“老刘，党的富民政策不会变，你放心干吧！”刘克举不解地问：“可是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
*问：“摊派有哪些？”
“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说，“村里光吃喝一项每年就花掉上万元”。
*说：“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面？”
“我是泥瓦工跑的村多，我看主要是上面干部下来开会、检查时吃喝，各村相互请客吃喝也不少。”
*又问：“你走的村多，你们这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刘克举说：“全镇13个村我都吃过饭，我们村属中上游。”
*微笑着操湖北话问：“你家有没有‘白条子’？”刘克举答：“没有。我种一年田，还倒欠村里20元，要打‘白条’给村里哩！村里比我差的还有，主要是家里没劳力的。”
听到这里，*收敛了笑容。
“杀！”
1992年，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会上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她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其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林喆的书稿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回答：“不是这样。”
“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媒体报道称，53岁的解万英相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著文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
“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
1992年，泉州市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回来后对记者说。
。。
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难上加难
斗富
1993年4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要不得》的评论员文章。文中说：
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2000多元而面不改色。
在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个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另一位大亨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的鲜花。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4个爆竹是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的。
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请，而北京这位“大款”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2009年2月13日，《河北青年报》一篇《比压岁钱中小学生网上“斗富”》的报道说：有的孩子在网上晒出自己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压岁钱。
“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1993年11月19日，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灾后，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常凯进入厂区，搜寻到散落各处的一些遇难打工妹书信。一位打工妹收到的一封弟弟来信如下：
难忘的姐姐：
你好。
来信不知应刻（该）怎样谢才好。
来信无别（意），只想简单的（地）谈谈厂里的情况吧。我4月12日早离开你那儿，来到大庆游艇公司，报到后就上了班，很顺利。现时厂里条见（件）太差，但是没办法，为了争（挣）钱，为了个人，为了生活，为了全家，为了给爸、妈，和全家争（挣）吃，不得不干下去。我问了一下老工人，工资可能是9元至10元钱一天，8个小时，晚上加班7个小时就算一天，作8小时算。生活除36元，每月扣25元的按金。按金要你什么时候走，或不在厂里干了才发给。厂里的厂规也严，跟厂聚家差不多那么严。但是，请姐姐放心，不会在（再）有什么事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干，不会在（再）有抄（炒鱿鱼）的现象。
姐姐，你好，弟弟也不知怎样谢，怎样来对你说才好。我知自己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在你手中拿了不少钱用了。但是，我却一分也没有早（找）到。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知（自）己也只有这个本事，也只有这个命，和会（运）气。现在请姐姐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也不用你来担心我。现时厂里每天都加班，白天没有时间，所以今晚才写信。请原谅。其它不想多谈。
龙伟
93年4月17日
“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一家外资企业，外方老板下车间视察，看到几个青年女工在聊天。他走到一位正在滔滔不绝的女工面前，二话不说，“啪”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事后，有人告诉老板，当天机器大修，工人可以不上班，那几个女工留在车间是想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忙的。
第二天，老板把那位挨打的女工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0元人民币。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章说：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这一年，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员工更衣柜里出现一张张神秘的传单。这份抬头为“自己人启”的传单就劳资双方的摩擦向老板下了“帖子”，还说：
与其得过且过，何不据理力争，徒劳的轻信和等待，得来的永远是别人的说一不二……既然已不再幻想有谁来做救世主，那么，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
“西安是中国的古都，故都，而现在在岁月的流逝中荒废了，成为了一座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地球又可能是宇宙中的一个废都。”
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1993年出版并风行，作者如是解释书名由来。
草帽歌
“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
199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引用这句顺口溜，批评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农民身上敛钱。
据统计，1993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交给国家税金元，比198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河北农村，拖拉机车检换本要30元，结婚登记要227元。江西的“农民负担”有104项。山西“农民负担”多达228项，政府辩称，其中有114项是合理合法的。
1993年春天，田纪云用“干柴烈火”形容农民的不满情绪，李瑞环在人代会上言辞恳切：“我们的一切方针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不可能长久。”
走向边缘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不是灾难，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读书》1994年第1期发表的赵毅衡《走向边缘》中说。作者接着写道：
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
作者提出：
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采取的立场，即“只症病不开药方”。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
萧克将军在《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上撰文说。
中南海法制课
1994年12月9日，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上了一堂法制课。此后，中央领导集体学法形成制度。
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长刘一杰回忆，当年，司法部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中央很快同意了。当时是关贸总协定谈判正激烈的时候，司法部提出第一讲讲授与此相关的内容。最后，*亲自圈定《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选题。
江泽*持讲座，他首先阐述了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曹建明讲了一个小时，讲座气氛轻松。
曹建明讲完后，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中央领导向曹建明报以热烈掌声。*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师！”
早在1986年，中央领导就曾集体听了一堂法的基础理论方面的课。
1986年7月3日上午，司法部派车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接到中南海小礼堂。田纪云、郝建秀已提前赶到，对孙国华表示欢迎。
讲课时，*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领导们都记了笔记，不时插话、提问。
据孙国华回忆，课后，*、王兆国邀他共进午餐，大家围坐一桌，每人一份三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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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在枪战中身亡。可可西里零下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怒目圆睁。
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知晓了可可西里，以及索南达杰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这一年，梁从诫和三位同仁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支持，并在第二天会见了他。
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站在山口，他说：“我们像是回家了。”话音刚落，“野牦牛队”那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哭成一片。
“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经济学者魏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