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第4部分

　　　　　　
　　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和各团体代表，在广州十七甫的爱育善堂开紧急会议，讨论广东何去何从。大会决定，即日成立监督官吏改良政治总机关，建议官府借独立的名义，改良政治，革除秕政。但官府一口拒绝。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和各团体代表开第二次大会。支持革命的呼声，愈加沸腾了。首鼠两端的张鸣岐先是通电宣布独立，后来听说汉口失守了，又下令取消独立，在街头布置防军，构筑工事。　　　　　　
　　10月29日，胡汉民获悉革命风云，席卷天下，立即率领一批华侨从军青年，搭“金陵号”轮船奔赴香港。三天以后，另外两名粤人陈炯明和邓铿，在惠州淡水拉起一支队伍，号称循军，与政府对抗。粤东望风披靡，循军打着井字旗，长驱直下，一举占领归善、博罗、河源、和平、海丰、惠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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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大国的迷失（16）　　　　　　　　
　　张鸣岐勇气尽失，11月8日，他在一片独立声中微服逃走。广州是千年商都，绅商势力一向很大。11月8日、9日两天，绅商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宣布独立。全城市民和商铺都燃放炮仗庆祝，许多商铺门前的龙旗，被行人撕扯下来。广东兵不血刃而完成易帜，这在各独立省区中，是罕见的例外。　　　　　　
　　各界代表会议决议10项应付时局的办法：一、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二、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三、所有向日官吏，愿为新政府服务者听，惟必宣誓忠于中华民国。四、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九、对于省会及各处会党，以前所犯，一切不问。自新政府宣布之后，不得有扰害地方治安行为。十、练民团。　　　　　　　
　　第九条颇值得注意，它表明广东绅商即使没有把会党看作是共和政制的敌人，但至少也没有把他们看作朋友。各界人士随后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胡汉民和十几名港绅一同赴省。　　　　　　
　　革命并没有给这座南方的通都大邑，带来多少新气象。　　　　　　
　　胡汉民白面书生，手无寸铁，为了张大革命党的声势，他采取稳住新军，“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的策略。　同盟会的朱执信、胡毅生都已到了广州，他们二人与广东绿林的关系极深，胡汉民的主意，很可能就是他们出的。于是纵容四乡民军进城，甚至出钱为民军代购枪械。从11月中旬开始，二十五路民军一哄而起，像潮水一样涌入广州。王和顺的惠军、陆兰清的兰字营、周康的康字军、黎萼的建字军、关仁甫的仁字营、石锦泉的石字营、李福林的福字营，从龙如云，不一而足，人数多达14万。　　　　　　
　　所谓民军，实际上是由农民、市井无赖和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真正的兴风播雨者是秘密帮会。他们不穿军衣，或只佩带一块布质符号，或什么标记也没有；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扛七九、毛瑟的，也有提十二响、驳壳、左轮、曲尺的，甚至还有的赤手空拳，腰间挂几枚土制炸弹、刀剑匕首之类的利器，便招摇过市，横行无忌了。　　　　　　
　　三山五岳的草莽英雄云集一方，难免会引起种种纠纷。民军与民军之间，民军与营勇兵警之间，经常爆发火并，为钱、为武器、为女人，互相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小市民惶惶不可终日。香港《华字日报》一篇社论说：“光复之顷，绿林好身手咸集其部属，各树一帜，号曰民军……既而恃功而骄，凭借官势，以欺压平民，非官非贼，亦官亦贼。”　这些民军凭借什么官势？无非就是胡汉民对他们的纵容。一名民军统领甚至手拿炸弹到都督府索饷，胡汉民忍无可忍，下令将这名胆大妄为的统领逮捕枪决，将所属民团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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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大国的迷失（17）　　　　　　　　
　　胡汉民对局势多少有点束手无策。虽然他没有明示出来，但事实上他完全控制不住民军。陈炯明的循军已改编为陆军第一军，以北伐之名，从惠州开往广州。他向胡汉民建议，要稳住广东局势，只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彻底扫除那些为非作歹的民军组织。11月底，第一军浩浩荡荡开入广州。空气顿形紧张，陈炯明公开宣示他的裁军主张，矛头直指其他民军组织，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胡汉民担心做酒容易请酒难，搞不好天下大乱，何况民军是他招来的，内心深处，惟恐背上“兔死狗烹”的恶名，因此和陈炯明发生意见分歧。省城谣诼乱飞，说胡、陈二督交讧，广州将面巨大战祸。省城的绅商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民军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他们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因为陈炯明是原省谘议局议员，以主张禁赌而誉满全省，而对胡汉民他们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同盟会的一员干将。　　　　　　
　　正当胡汉民感到万分苦恼之际，12月初，黄兴从前方来电，请广东派兵北伐。也许这是解决内部纷争的最后办法了。　　　　　　
　　当时长江沿线战况，险恶万状。袁世凯的北洋军攻陷汉阳，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本来，以北洋军的实力，夺取武汉三镇，热熬翻饼耳，但袁世凯老谋深算，他对气数已尽的清政府，兴趣索然。在收复汉阳之后，便勒兵不前，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斡旋停战，并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　　　　　　
　　尽管战事已近尾声，但广东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派兵北伐。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万一各路帮会在省城火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陈炯明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由于南北议和已经开锣，广东的北伐军除了一支先遣部队以外，并未真正出动。　　　　　　
　　陈炯明志不在北伐，他的目的是要解决民军问题。12月21日，孙文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胡汉民以迎接孙文为名，突然挂印而去。陈炯明代理都督，这是天赐良机。他立即采取行动，先遣散一些零星集合，没有武器的小营。不愿退伍的，编为工兵；凡服从遣归的，分别给予恩饷功牌，而各统领则继续支薪水。不显山不露水，杯酒释兵权。芟夷枝叶之后，再向那些不服命令、扰害公安的民军开刀，杀了一名违抗军令的民军头领祭旗，然后宣布惠军罪状，一举将其缴械遣散。其他民军无不震慑，陈炯明成功地在短短10天之内，宣布编遣民军40多营，共三万多人，稳住了广州的大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不是陈炯明铁肩担当，力任艰难，广东大局，如何能在惊涛骇浪之中，轻舟强渡？他的政绩，有目共睹，获得人民的普遍欢迎。　　　　　　
　　第二章　坐失良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但孙文却把政权交给了北方官僚袁世凯。同盟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就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在漫长而沉闷的历史岁月里，它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梦，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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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国的迷失（18）　　　　　　　　
　　然而，1911年并不沉闷。　　　　　　
　　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国家就在你的案头上，你只消起草和颁布法令、开会演讲、出席各种宴席、签发委任状，整部机器，就在你的指挥下运转起来了。　　　　　　
　　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另一场角逐。大家都密切注视着未来政府的人事安排。一些所谓的宏儒硕学、耆宿名流，现在频频出入于革命党人的寓所，挥毫题诗，拍照留念，互相吹捧。　　　　　　
　　12月25日，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船泊吴淞。上海都督陈其美和黄兴等人都来迎接。汪精卫已从北京出狱，这天也来欢迎。大家相见狂喜。　　　　　　
　　孙文召开党内高层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陈其美都出席了。关于未来的建国模式，孙文在回国之前，曾对《巴黎日报》的记者表示，中国“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　宋教仁主张未来政府采取内阁制。但孙文说，内阁制是平时用以防止寡头政治，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必须独揽大权。不过，他保证不会自居于神圣地位，以误革命大计。最后大家同意了采取总统制。　　　　　　
　　12月29日，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于公历元旦入南京就职。旅沪的广肇潮嘉同乡会募集了70万元军费，以壮临时大总统的行色。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文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文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文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甘苦与共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里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　　　　　　
　　孙文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操控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文。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文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史家咸谓，孙文是被同盟会的同志所迫，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揆诸史实，早在11月16日——距武昌起义时仅一月，南北议和尚未开始，孙文仍在伦敦——他在致国内各省的电报中，已提出推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得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据胡汉民说，孙文表这个态，是吴敬恒打电报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孙文意气飞扬，心情愉快，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决不会因吴的一封电报，便改变初衷，委婉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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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国的迷失（19）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吴电与他不谋而合。尽管是为了表示清高，但出于孙文主动，并非受到外间压力，则殆无疑义。　　　　　　
　　孙文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在他回国时，孙、袁二人的总统呼声都很高，孙文依然主张由袁上台，不过是纵横家的谋略。途经香港时，孙文向胡汉民解释拥袁的动机，只是利用袁来推翻满清，同时要做好打倒袁的准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可见，早在共和政制正式奠基之前，孙文已经在打着“二次革命”的腹稿了。　　　　　　
　　同盟会的党人都不愿意再打仗，黄鬍子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孙文宣告“禅让”，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文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孙文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缺乏思想准备，他甚至连维持同盟会的团结都做不到。当初同盟会为自己订立的政治目标，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并非只有革命党人才可以做到，袁世凯也可以做到，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因此不能说袁篡夺了革命成果，只能说这场革命简直是为袁度身订做的。　　　　　　
　　“驱除鞑虏”一直是同盟会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昔日与“鞑虏”斗争的同志凝聚起来，于是，分裂便不可避免了。　　　　　　
　　导致分裂公开化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照例又成了一次吵架大会。对政党政治一往情深的宋教仁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就应该变成一个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运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但在帮会里混久了的会员们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党中还应该保持秘密工作，不宜因侧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把宋教仁等“组党派”称为右派，而“帮会派”则称为左派。左右两派已俨然对立。　　　　　　
　　在制定约法的问题上，胡汉民和宋教仁大开舌战。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胡是孙文的代言人。孙文虽然还没有放弃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所争持的重点，已由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转向地方分权了。　　　　　　
　　宋教仁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势必天下大乱。而且只有中央集权，国力才能振复，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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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大国的迷失（20）　　　　　　　　
　　“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胡汉民反驳说，“满清末年就是一味想集权，挽救颓势，结果造成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况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和日本相比。美国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也没有分裂。”他特别提醒大家，“这次中国革命的大火，并未烧到北京，那里还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老巢。如果对他们的野心不加防范，共和马上就完蛋，还谈什么富强？”　　　　　　
　　宋教仁说：“你不过是怀疑袁世凯罢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就算他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　　　　　　
　　胡汉民说：“内阁制完全依靠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非常薄弱，一旦受到压迫，根本无力反抗。今革命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专制与共和互为倚伏。”　　　　　　　
　　两人相持不下，由孙文出面调停，建议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加上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来可以表明革命的意义所在，二来也可以防止个人窃国。这固然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但一纸具文，是否有效，却殊堪怀疑。以一笼统口号，掩盖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对政治前途未必有利。　　　　　　
　　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当初在汉口订立的组织大纲，作了重要修改，由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革命党解释，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当时的情形有类于美国的13州联合，所以宜仿美国采取总统制；现在各省已告统一，宜建单一国家，所以要学法国的内阁制。说穿了，无非是总统制有利于孙文独揽大权，便宜施政；而内阁制则是要钳制袁世凯，防止他独揽大权。　　　　　　
　　国家政制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也随便因人而易，可见“民主共和”的血清，在胚胎中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