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朱执信等人，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1920年元旦，《闽星日刊》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不但赞成“五？四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这支曾经忍辱含垢、离乡背井的粤军子弟，要杀回江东了。孙文命令他手下的人迅速南返。9月，朱执信在策动东江军队倒戈时，不幸被乱兵开枪打死。胡汉民闻讯，悲痛万分，挥泪长吟：“盗犹憎主谁之过，人尽思君死太轻。”
朱执信的去世，在近期来说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他们少了一位非常高效率的实干家。从长远来说，则使国民党和南方帮会的关系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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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大国的迷失（31）
11月1日，粤军攻克广州。当时陈炯明还在石龙，立即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在粤军入城宣言中，陈炯明再次表明与孙文共筹善后的立场。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陈炯明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的政治理想显然远远超越了许多国民党人，他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观察，也比许多国民党人更加深刻。他认为广东远离北京，中央绠短汲深，这是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自治，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1921年，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他热心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邀请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举办“广东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请著名画家高剑父为筹备主任，推动广东文化事业发展；实行司法独立；禁烟禁赌；省议会还一口气制定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陈炯明的事业水银柱，迅速窜升至顶点，他个人的声望，亦如日中天。全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游览广州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本小册子，盛赞其耳闻目睹的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 1919年10月，孙文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比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中国二字，以示区别。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选举总统之议，响彻云霄。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三次革命、四次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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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大国的迷失（32）
对此主张，陈炯明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且实行记名投票，岂不是自毁法律？和北方毁法，又有何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变成镜花水月。
孙文则批评陈炯明的“保境息民”，实怀有私心，是想关起门来做山大王。双方围绕总统问题，互相扯皮，龃龉丛生，最终以陈炯明让步告一段落。
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无任期，也无规定政府的组织结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国会开会前，陈炯明曾询问胡汉民，今天是否要选举总统？胡汉民回答：“只是国会开谈话会。”
但会议突然宣布选举总统，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各（议员）皆目瞪口呆，及至分派选票时，多有先行避席者，均被关闭议场，硬要写选举票”。 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三票，废票一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下午5时，胡汉民忽然打电话给陈炯明，作吃惊状说：“想不到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也不知道有其事，如何是好？”
4月8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量阻挠选举总统的办法。当天，由湖南首先发难，以省教育会、农会和工会名义，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4月10日，湘军将领通电指责选举为非法行为，敦促孙文严辞拒绝。13日，湖南省议会也通电反对。在广东省政府中，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文毫不动摇。他沉着地回答：“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对“护法”这面旗帜提出怀疑。
为了换取陈炯明的支持，孙文表示愿意支持联省自治。他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会后分电湘、滇、赣、川各省，承认联省自治“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 孙文的就职宣言，也写得义正辞严，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份权于各县。”
后来的史家恒称孙文并非赞成联省自治，而是以县自治对抗联省自治。然孙文就职后不久，国民党的一批高层领导——吴敬恒、汪精卫、王伯群、居正、覃振、张继——即发表联衔通电，解释孙文的主张，明确指出：“近闻各省颇有联省自治之议，各省有鉴于中央集权之弊，为此对症发药，挽回危局，意甚善也……我西南扶持正义，亦既有年，尤当本民治之精神，为有系统之联合。行远自迩，则变乱纷争之局，不难速定，即始之怀疑于联省自治之议者，亦当废然思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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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大国的迷失（33）
孙文不赞成联治是真的，但他一再表态支持联治也是真的。陈炯明并没有被孙文的表态打动。在利用合法与非法问题阻止孙文失效之后，陈炯明直截了当地建议，孙文最好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不必留在国内。孙文费尽周折才当上总统，就是为了要在国内革命，怎么可能“流放”海外？他向陈炯明保证，一旦当选总统，立即出师北伐，即使失败了，也不返回广东，广东就完全交给陈炯明。
5月5日，孙文终于排除一切阻碍，在惊涛骇浪之间，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此，不仅孙、陈之间的短暂蜜月宣告结束，而且南北之间也骤起战云。陈炯明与孙文分道扬镳。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孙文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实为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互相紧紧相连。
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虽然陈炯明不愿意打，但有确凿证据表明，陆荣廷已经集结了大军，准备反攻广东。这对陈炯明的自治计划是一大威胁。
6月8日，陈炯明下达对桂总攻击令。粤军挟着回粤驱桂之役的余勇，士气高昂，威无复加，扫荡广西全境，竟势如破竹。士气低落的桂军望风而逃。7月8日，陆荣廷等人仓皇逃入越南。8月初，粤军进驻南宁。两广传檄而定。陈炯明主张“桂人治桂”，军民分治，乃推举广西籍的工学博士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期以“模范起信”与“联省自治”，推动两广建设。
孙文的内心充满了光明，过去有人预言，只有战争才能使他和陈炯明之间保持协调。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他迫不及待地催促粤军立即北伐，并要求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程潜四人，作为孙文的代表，到南宁和陈炯明磋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 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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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大国的迷失（34）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 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 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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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大国的迷失（35）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