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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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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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行!总书记代表着党的权威,不能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想了想后又说: “我看宁愿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出总书记。”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交出我原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周恩来提议。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统一,实现北上创 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 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并决定对组织作必要的调整。

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大事。历史 证明,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战役”结局,相当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党内同错误路线斗争中, 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又夺取了一座泸定桥。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 央,那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天大的原则问题,慧眼独识的毛泽东洞察到了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幸甚,红军幸甚!

黑水芦花,一个耐人琢磨的地名。淼淼黑水之中竟然也会绽开灿烂芦花一朵。

在电话中,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事先找到张国焘,郑重私下通气宣布总政委的易人决定。 恰巧的是张国焘在当时也表示不要总书记一职,他在得知其他常委对在是否让出总政委或总 书记职务上有分歧时,竟得意忘形地对张闻天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嘛,我要 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失算了,在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斗争中,看似沾了大光,其实真正的斗 法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张国焘。

张国焘在总政委的任职命令明确内定后,才姗姗来到黑水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研究组织问题的会议。

就在红39团召开公审大会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命令,任命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 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明令指出: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为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一 片诚心。

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 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有所变动:原第1军团改称第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原第3军团改称第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原第5军团改称第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原第9军团改称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第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告别,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 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多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 部,从芦花寨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宣布各军番号和干部任命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由博古主 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 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共13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听取关于红四方面军 情况的报告,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 法,统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认识。这是张国焘所要求开会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本 来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只能引起内部混乱的问题,但张国焘逼到了这个地步,会议 不得不开。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讲 道:“总的来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可我不能承认 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这是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基本评价。”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 化程度低,但能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 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 川的战争过程中,很注意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也常有发生。 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1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1个团,师政委带1个团。这样,战 斗虽然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 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 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 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投的准,尤其以第274团、第265团的夜战最好。总之, 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接着,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 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 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 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 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 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 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 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 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 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 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 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 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 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 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 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 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 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 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 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 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 化并有所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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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  第五回 艰难北进一步三停 沙窝分出左右两军

“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 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 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 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 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 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 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 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 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 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 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 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 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 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 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 “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 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 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 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 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 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 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 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 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 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 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18寨地域的总称,方圆10##多平方公里。7月初,国民党 军10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1师西北补充旅加 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1个班,在营 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1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1个排,其余3个连的主力 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胡宗南向李日基营下达的战斗命 令是7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

红军在攻松潘的行动失利后,位于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便成为绕攻松潘、北出甘南的 必经之地。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主力配属红30军担任北进毛儿盖的前卫,尽快夺取毛 儿盖,打开北上通途。

红军先头部队由沙窝经阿基等地于7月9日下午抵近毛儿盖,与国民党守军接火,迅速 拔除了李日基营设在外围的3个警戒哨据点,并逐渐形成对敌之包围。夜间,红军向寺后山 上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事先构筑的阵地为依托,而红军 的武器装备弹药较弱,因此,红军在之后连续5天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一次次发动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势。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缩 到索花寺内固守,并连电胡宗南,请求增援。红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国民党军李日基 营,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枪子弹也有限,难以向寺内发起强有力的攻击,只好以喊话宣传等 政治攻势辅助军事进攻,并在暗中向专内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觉。一场血战肉搏后,红 军的地道行动没有能成功。

李日基频频急电胡宗南求援。14日,红军击毙国民党军把守寺庙大门的副营长吴剑平 和第1连连长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属军心大震。15日夜,浓云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 南的准许撤退命令后,借助夜暗率全营600余人由寺庙东北方向突围,直奔松潘方向。红 军发觉后一路追打过去,俘敌100余人。16日下午,红1军团侦察连、第2师第4团和 红30军第268团两个连将李日基营包围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 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举枪投降。李日基抱头缩成一团,从山上一直滚到山下, 才得以溜走。

毛儿盖一战,红军击毙国民党军副营长以下官兵20余人,俘虏400余人,缴获步枪 200余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1部及其它军用物资。

在毛儿盖战斗同时,红4军一部也由小姓沟以南向北发动猛烈攻击,当面之国民党军是 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独立旅。红军进占牦牛沟右岸一线,迫使丁旅退守牦牛沟左岸阵地。岷江 东岸红军也由镇坪向北进攻,首先与占据金瓶岩的国民党军李文第2旅的第6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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