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个劲儿唉声叹气，嘴里叨叨着：“过年没钱买肉了……只好买点儿羊骨头熬大白菜吧……”
我记得当时地上铺有很厚的积雪，我哥哥用木板钉了一架小雪橇（），把我放在雪橇上，拉着走。
这时，院外有人叫门。原来是孙宝琦孙太公派人给我家送来一个大提盒，提盒里装着鸡鸭鱼肉各种好菜。
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只知道“吃”。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已看尽人间世态炎凉的我，回想起那感人的一幕，不禁联想翩跹，感慨万千。
孙太公身居要职，地位显赫，能对穷亲戚不仅毫不嫌弃，而且还关怀备至，雪里送炭。这种高尚的情操，实在可敬可佩！
我牢牢地记住此事，终生难忘。
据说，我从两三岁起就是个小书呆子。从很小便开始识字，枕下总是塞满了小人儿书，很快便学会自己念。
五周岁那年，父母送我进入北京树德小学，插班读二年级。
我的个儿比所有的同学都小，坐在大同学旁边，心里怕得要命。
班主任“铃”老师（现在想想，肯定是姓林，但那时我认为，一定是姓铃铛的“铃”）特别宠爱我，一下课，就把我一个人抱到音乐室去，还关上门，不许别人进去，教我弹钢琴。
尽管我受到特殊优待，但因我年纪太小，每次看见母亲离开教室要走时，我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拼命憋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想想看，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每天每天这样憋着不哭，还能不憋出毛病来吗？心里有火，免疫力便会降低，免疫力一低，就容易传上各种疾病。果然如此，不久，我便传染上百日咳，咳得死去活来，一阵阵咳得上不来气，咳嗽还带“倒钩儿”的。唉！那个罪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还算好。我没有死，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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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们全家迁往哈尔滨
我父亲找到新工作了。
一九二几年，原苏联革命结束后不久，那里的生活十分艰难。据说，买一块面包，或买一个萝卜，就得花几千个卢布。当时的中国人，大多不乐意到驻苏联使馆去工作。
在国外工作，条件非常优厚：可以在国外领一份工资，同时，家属在国内再领一份工资。为了挣钱养家，我父亲自告奋勇，在使馆当上一名官员，离家赴苏。
想不到只过了不到一年，就传来更大的喜讯——我父亲调任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院长。他终于得到机会重新拾起已丢下多年的热爱的医学专业。
我们全家立刻紧张起来。首先是准备“行头”。
哈尔滨号称“冰城”。那意思就是“冷”啊！
我母亲再三警告我们：“到了哈尔滨，可得特别加小心！如果不保护好耳朵鼻子，耳朵鼻子就要被冻掉的呀！”
于是她给我定做了浅灰色翻毛山羊皮大衣、山羊皮帽子。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照镜子，好家伙！活脱脱一只准备到北极去探险的小山羊！（只缺两个犄角了。）
抵达哈尔滨后，我们便开始了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
当时，哈尔滨的俄国人非常多。主要大街——中央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多数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两旁的漂亮店铺，有许多是俄国人开的。
我父亲工作的市立第一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几乎全是俄国人。
我家的保姆也是俄国人，一位俄罗斯胖大妈。我不得不用俄语跟她说话，幸亏小孩儿学语言学得快，没几天，我就自然而然地呜哩哇啦跟她交谈起来了。
我们吃的东西也向俄式发展。早上喝牛奶，吃面包，面包上还抹黄油、果子酱。有时还有红鱼子酱、火腿肠什么的。
午饭，除了父母的家乡菜之外，餐桌上常常摆出“苏帕汤”（即红菜汤）和俄式煎肉饼、土豆泥。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俄国汤，还有鱼汤和用牛腰子与酸黄瓜做的牛肉汤。真可以说是“味道好极了！”
每天早晨，都有一个专门送面包的人，赶着马车挨家儿送刚出炉的新鲜“列巴”（面包）。
随着，我母亲拿手的风鸡、腊肉、灌肠儿等等，也从此不见踪影。一来，因为楼房里没有合适地方挂那些东西；二来，好像我家那些“土特产”早已被遗忘了。只剩下阳台中桌子上，有时摆出一层一层的笼屉，笼屉里是一种臭哄哄的东西。保管谁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哈哈！那是我母亲做的拿手小菜——又臭又鲜的臭豆腐！我老记得那臭豆腐，先让豆腐发霉，长出厚厚一层绿色长毛，再将绿毛刮掉，泡在用香菇煮的盐水里，继续加工。记得那时我吃臭豆腐，觉得挺好吃的。可是现在一想起豆腐上那层绿霉毛，就会不寒而栗。我想，也许那是一种什么“抗生素”吧？
大概因为厨房的设备比以前更方便的原故吧，父母亲亲自掌勺次数越来越多。
父亲最喜欢做鱼。有一道被他称为“瓦块儿鱼”的鱼羹，特别鲜美可口。至今我学着做，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真不知为什么！
我记得，当年有一种松花江里的“大白鱼”，肉质非常细嫩，而且肥得出奇。我家的做法，总是加上调料后，放在烤箱里烤。嗬！那个香味儿呀，隔着两条街都可以闻到，那才叫馋人呐！以后，我在哪儿也没吃到过这种鱼。如今我向朋友们提到这种鱼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后来，在电脑网上查查，才了解到，几十年来，由于人为造成的环保污染及滥捕滥捞等原因，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六种名贵的鱼，在松花江里绝迹，包括大白鱼。多么可惜！
有一种俄国油炸肉包子，三、四寸长，两头儿尖，长长的，肉馅儿里有大米饭、老鸡蛋和洋茴香，香喷喷地特别好吃，也是我以前在北京从来没吃过的。俄语，这种炸包子叫做“piroshki”（汉语拚音）。
记得我看过一个前苏联电影。有一个从前线回到大都市的年轻漂亮女战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在家里做了“皮罗什基”，拿到路边叫卖。因为这种食物很容易拿在手里吃，边走边吃都行。
六、七十年前，当哈尔滨还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时候，夏天，我常到松花江江北太阳岛上去玩儿。太阳岛上的许多小吃店之中，有个风格独特、专卖“皮罗什基”的小亭子。地上铺着芳香的新鲜青草，柱子上爬有叶绿花红的牵牛花，几张小圆桌，二十来把椅子。那里只卖刚出锅的“皮罗什基”和甜红茶。
后来，我只在美国买到过地地道道的俄国“皮罗什基”。1981年，我在美国旧金山时，有一天到一座大公园去散步。从前门进去，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走出后门，已感到饥肠辘辘。一眼看见马路对面的一所食品店橱窗上，写着一行字：“piroshky”。（用英文写的俄语）我急忙走进店里。店主正在用俄语与顾客交谈。我与店主闲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从哈尔滨移民到美国去的俄侨，到美国后，便靠出售自制的俄式食品维持生计。生意还挺不错的。
夏天，在路边就可以买到的饮料，除冒泡泡儿的汽水外，还有两种后来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看见过的俄国饮料“格瓦斯”和“布扎”。格瓦斯是用黑面包发酵制成的。布扎，据说是用小米发酵制成的。这两种饮料的味道都非常醇厚而独特。除了当时的哈尔滨之外，我在哪儿也没喝过。
第八章 俄国朋友家里的餐桌
热情开朗的俄国人特别好客。每年过俄国复活节、圣诞节和新年时，父亲医院里的医生朋友们，都请我们到他们家去作客。
所有条件好一点的俄国人全那样，每逢节日，在自家餐厅的大餐桌上，整天都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中间总是一只亮晶晶的大肚子水火壶，壶里的沸水咕嘟咕嘟冒着水蒸气。
周围，一碟一碟，咸的有火腿、香肠、烤馅儿饼、沙拉等等；甜的有蛋糕、糖果、各种点心。每家都备有自制的小点心。
复活节时，家家都做三种特殊的食物。
一种是彩蛋。把鸡蛋煮老，染上各种颜色，还画或印上画儿。
第二种是“库利奇”——完全用鸡蛋做的圆柱形大蛋糕。
第三种是“帕斯哈”。这是一种用奶豆腐做的奇怪甜点心。我最爱吃巧克力“帕斯哈”。哎呀！简直太好吃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难免都要流口水！就跟豆腐渣似的东西，天津现在没有卖的。
过新年时，除了糖果、点心、火腿、腊肠、薰鲱鱼等等外，总要自己烤一种俄国馅儿饼。（俄语叫作“皮罗格”。）馅儿饼是扁扁的，块儿很大，底下是面，四周也是面，肉馅儿或洋白菜馅儿在上面，有点像意大利比萨饼。
我很喜欢吃俄国食品。
但是，有两种俄国人平时爱吃的食物，至今我也没敢尝过。一种，是腌成肉红色的生鱼块儿；一种，是加辣椒和葱头、用盐腌的生肥猪肉。看俄国朋友吃得津津有味，我也不馋，因为我从来不敢吃生鱼生肉，包括闻名遐迩的日本生鱼片。这大概是因为常听到医生爸爸说起，“必须将生鱼生肉煮熟、煮透后才可以吃，否则容易患上寄生虫病”之类的话吧。日本就有人吃生鱼片，虫子钻到脑子里，都没有治。所以还是不要生吃，这样很危险的。
节日里，客人一进门，俄国主人立刻请客人坐到餐桌前，从水火壶的小水龙头里放出开水。兑上一杯甜红茶；倒上半杯葡萄酒，举杯祝客人健康，并请客人随意吃点东西。（俄国人喜欢喝伏特加酒，不过，招待我们中国客人时，就用葡萄酒。）
俄国人往往还喜欢围坐在餐桌前唱歌，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顺便说说红茶，因为我觉得，红茶，简直是俄国人一天也离不开的饮料。当然和我们现在这里的红茶不一样。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到俄国同学家里去玩儿，看见她的姨妈和外婆正坐在餐桌前，守着水火壶喝红茶，就甜果酱。喝了一杯又一杯，喝了一杯又一杯，而且每一杯红茶里都放两大勺砂糖。同学告诉我，她的姨妈和外婆总不吃饭，一天到晚喝甜红茶。当时，我觉得太奇怪了，我想：成天不正经吃饭，怎么维持生命呢？奇怪的是，她们两个人还都非常胖。
第九章 从俄国人家厨房飘出的香味儿
我无论到哪个外国朋友家里去，大门一开，立刻香气扑鼻，从厨房里飘出一股黄油味儿。不过，也许应该说，这是我的感觉，觉得是香喷喷的。不见得所有的中国同胞都会认为是这样。昨天还有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最怕出国，因为他吃不了西餐。不久前，他不得不陪一位美国客人吃西餐，使他受了一次大罪！让他吃一盘我们大多数人都爱喝的红菜汤，那就得捏着鼻子灌下去，跟吃汤药一样。
我还有个朋友，随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时，几天后，全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患上胃肠病，恶心，吃不下饭，可是肚子还饿。我姐姐住在旧金山。当代表团抵达旧金山时，因我姐姐与那位朋友也是老相识，所以特地到旅馆去看她，看到她们那狼狈的样子，赶紧回家熬了一大锅稠稠的纯中国大米粥，还带了一罐儿在唐人街买的中国酱菜，给他们送去。全代表团的人都喜出望外，立刻一人一碗，狼吞虎咽，一扫而光。说也奇怪，他们吃完大米粥，“胃肠病”竟不医而愈。
唉，说走题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咱们说到哪儿啦？
啊，谈到外国朋友家的做菜香味儿。在我的印象中，俄国主妇们个个非常能干，又爱干净又勤快。家家收拾得整洁而美观，没有一点儿破烂儿。不像有些中国朋友那样信奉“破家值万贯”，什么破烂儿也舍不得扔掉，不断地往阳台、墙角里摆，往犄角旮旯里塞，甚至把公共楼道也占上。其实十年二十年，也许这辈子也用不上。仅仅是积存尘土和叫人讨厌而已。俄国人家厨房里更是锅盆炉灶锃亮，整齐美观，没有一件多余的杂物，站在这种厨房里干活儿，自然会心情舒畅，越干越高兴。
好像同学们的母亲，谁都会做几样拿手菜，如罐儿焖牛肉、罐儿焖鸡、奶汁汤、红菜汤什么的。她们包的小饺子，将两端捏到一起，做成像一个个小元宝似的，一般是肉馅儿，放到鸡汤或牛肉汤里煮，然后与汤一起吃。有点像我国的大馅儿馄饨。
家家烤蛋糕、点心都离不开黄油、牛奶、奶油。烧菜往往也要放点黄油。
记得，我母亲请过一位俄国胖太太到家里来教做奶油大蛋糕。蛋糕烤好之后，由我负责，将糨糨的奶油装进上宽下窄的小腊纸卷里，向蛋糕上面挤奶油花。那“任务”可真有意思！能说不是一种艺术吗？可惜当时我的水平不高，做出的奶油花一点也不好看。如果现在让我做，肯定能做得好一些。
我并非迁到哈尔滨后便有了俄国同学，从北京迁到哈市后，我七岁时，插班进入哈尔滨第十七小学三年级。
1931年，我九岁那年，发生九一八事变。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1931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似乎听到耳边隐隐传来隆隆的炮声。到学校后，觉得空气异常的紧张，一点也不像要上课的样子。体育老师陈老师召集全体学生在地下室开会。陈老师神情严肃而激愤地对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快打进哈尔滨了！我们的爱国战士们在前线艰苦奋战……同学们！大家赶快到处去募捐，捐钱来给前线的战士们买馒头咸菜……”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兵非常可怜，我一直在心里心疼他们。
我便和与我差不多大的几位同学一起，到街头、商店，到处去向陌生的人们捐钱。九月的哈尔滨，天气已不算太热，但是中午的太阳仍然很毒。我们几个小孩子被晒得口干舌燥，头晕眼花，还要坚持着，一心希望多捐点钱，支援前线的爱国战士们，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但是天真的头脑再也想不到的是，哈尔滨很快就沦陷了；在日本兵进入哈尔滨之前，当时的贪官污吏们早早地“打点行装”，席卷而逃。可恶的教育厅长张国诚，将全市爱国小学生募捐来的钱，全部占为己有，匆忙抢乘飞机逃往关内。同时，也使我那幼小天真的心灵，初次尝到对坏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滋味。
第十七小学停课了。
1932年春，日本在我国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4 年“满洲国”又变成“满洲帝国”。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我们中国老百姓，忽然全变成“满洲国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幸的“亡国奴”。
学校虽然又开门了，但是一切情况全改变。学生们心目中较好的老师都看不见了，听说，他们不是及时逃进了关，就是被日本宪兵逮去了。
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学校的课程，当然也不同于中国学校的课程。原来那些重要的科目全不上了，日语成了主课，语文变成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父母亲只得把我送入学费昂贵的哈尔滨俄侨青年会十年制学校读书。这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俄国学生开办的学校、有三年预备班和七年本科；读完，算是高中毕业，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生绝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少数中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及其他欧洲人。课程，以俄文的为主，英文的为辅。我插班进入预备班三年级。
在第十七小学读书时，每天中午，因为离家太远，无法回家吃饭，所以我总是到学校附近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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