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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一年的论战
所谓世界观问题。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好像“世界观”这个词还不见怎么流行，却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创造社一派来说，由于强调阶级意识，因此常常给对方戴上敌对阶级或没落阶级的帽子。说到作家主体方面，鲁迅并不限于观念意识，而是把它扩展到包括人格在内的整体的精神结构，因此总是说“人”；说到“革命文学”时，就说“革命人”。譬如说：“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他还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这种文学观，基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他反对“趋时”，反对硬造那类“突变式的英雄”，但是，又强调指出：“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他认为，一个作者，是应当考虑到“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的”。作为一个启蒙思想战士，他不能不对文学提出进一步的道德要求。只是这一要求，不致损害文学的真实性，首先是主体意识的确然性。“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大的方面是国民性的改变，至于个人方面，则是素质的改变。个体素质的改变同样是困难的，所以鲁迅由来反对“突变”之说，虽然也不排除改变的可能性。精神结构有两个层次，一是人性和阶级性，一是意识与无意识。人性借阶级性而表现，但阶级性并不能代表人性，就像鲁迅说的，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阶级意识这东西，也不足以代表全部意识，更不要说无意识。因此必须弄清楚，所谓的“革命文学”，到底要求个人改变的是哪些成分，所谓世界观的改造，是否意味着以阶级性摧毁共同的人性，摧毁所有个人在内心建构的隐蔽王国？在中国，批判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知识分子就算小资产阶级吗？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都算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范畴吗？对此，鲁迅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他说：“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他是反对贴这种阶级标签的，因为这类标签，不但于文学没有助益，反而帮了专制者的忙，增加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压迫。
创造社与新月社——通过梁实秋——对鲁迅的论争，从左右两翼完善了鲁迅的文学思想。梁实秋唯人性论，精英文化主义；革命文学家则唯阶级论，代表“普罗（无产阶级）大众”。到了左联以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有苏联的影响，政治宣传的实际需要，但是，同时也是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延续。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唱高调的“彻底”论者，基本上重复了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说话作文，越俗越好。鲁迅认为，这种倾向发展开来，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他指出，文艺不能设法俯就，这样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取悦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赞成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但并非全都如此。现在只是为大众能普遍鉴赏文艺的时代做准备，所以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然后偃旗息鼓。临到最后，革命文学家的理论在一个长于论辩的好斗者的面前，成了强弩之末；党组织从内部进行干预，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在环境最险恶的时候，鲁迅还说要“硬唱凯歌”，这种由对方首先休战的结局，当然让他感到快意。他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但是很快地，鲁迅就同革命文学家们走到同一个营垒中来了，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各式人物有各式说法，一说是投降中共，说是为中共所利用，一说是领袖欲，诸多解说，妄加猜测而已。鲁迅本人在左联成立的当月，有信致章廷谦，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诚挚感人。然而，他一面甘于被进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对结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这才是事实的本相。即使成了“战友”，他也不忘重提这次“革命文学”的战事，且同样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态度出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如此，甚至到了“两个口号”论争时，也都仍然如此。鲁迅所以重视这次论战，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革命文学家”的左倾理论，文化组织的宗派色彩，运动式围剿式的论争方式，是最容易发生，而且十分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反动；因此，鲁迅的斗争，实际上带有保卫五四精神——一场现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斗争成果的意义。
1942年，毛泽东在战时延安作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文艺的纲领性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派的观点，以及左联时期左翼批评家关于“大众化”的讨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等一些激进观点的整合。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即宣传的观点，政治第一的观点，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改造世界观的观点，都直接来源于这场论争，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更系统的整理，更明确的阐述，更带权威性的发挥。“革命文学家”的观点所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是必然的，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位政治家需要把文艺工具化，武器化，甚至把文艺家工具化和武器化。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专门论述了所谓“《讲话》的构想和鲁迅的构想”问题。通过比较，他认为，两者是不同的。
1。胡适与“人权”
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整体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齐格蒙·鲍曼说的，“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既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从这时候开始，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维护还是对抗强权统治，加强还是削弱政府的力量这一基本主题下展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旨在破坏偶像，提倡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一时间，几乎使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变做了激进主义者，但是，以陈独秀和胡适的个人行为为标志的内部分化很快出现了。陈独秀开始组党，按照“民主”的思路，试图发动和掌握多数。胡适一则踱进研究室，发扬“科学”，“整理国故”；一则创办《努力》周报，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适的好友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倾向于维持现实政治，这批基本上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撰稿人，在###面前竟然压制学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顽固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以梅先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与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在知识界影响日渐扩大的“现代评论”派在维护传统、权威、秩序的前提之下，变得一致起来。这批人物都是有着共同的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被后来的学界尊之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要求的惟是受政府保护的、规范的、有限的自由。
还在北伐战争进行途中，国民革命的势力日渐壮大的时候，现代评论派即开始移师南下。鲁迅最早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批对政治权力怀有兴趣的人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党治与民治》、《党治与舆论》、《党治的铁律》、《国民党目下的机会》等文，赞成清党，赞成国民党的“舆论一律”，表示效忠于新政府，做政府的“诤臣”。至于胡适，他倾向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如朝见末代皇帝溥仪，参加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在与政府的合作问题上与现代评论派引为同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转向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础。1925年南下时，他也曾在政治上有过亲俄和亲南方集团的表示，而这时，对五四的阐释也从反传统的个人立场转向强调“民族”和“传统”的方面。周作人曾经指出过，胡适对于清党的态度是保持“当世明哲”的身份，而对杀人“视若无睹”。胡适则说，国民党的清党行为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了他们的道义力量的支持，政府便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1928年，他到了南京，发现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为国民党所用，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从此，他和他的朋友们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力的建设，宪政建设，恢复和巩固为五四所破坏的实际上已经变得松弛了的统一的旧秩序。
知识与权力的重新结盟，开始时不免有点暧昧；1929年，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由胡适带头，以《新月》杂志为中枢而发动的所谓“人权运动”。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突然兵戎相见了。
大约胡适觉得连他要的“一点点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别在三月下旬，上海特别市代表、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在报上刊出以后，他随即给老友、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信，另将信稿写给国闻通讯社，被检查者扣留，于是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算是带头发难。文章开始便质疑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关于保障人权的命令，指出命令中所规定的“自由”是不明确的，所谓“依法”是不具体的，而且政府或党部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有“很重要的缺点”。他建议，必须制定宪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同期还刊出罗隆基的《专家政治》，强调说，“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接着，《新月》第三号以头条发表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号上面，胡适又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此外，还刊登了胡适和汪羽军、诸青来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把国民党的“根本大错误”引向孙中山，再三强调“约法”与“专家政治”，咄咄逼人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到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他要的是专家治理“党国”，而这批议政的专家，显然已经站在政府的门槛外边了。
文人的这种不顾体面的挑衅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当局一方面由宣传机关组织御用文人反击，一方面通过党部向胡适直接施压。8月至9月间，上海特别市党部接连开会，通过决议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国许多省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地的党部先后呈请中央，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府也都向胡适发出警告，###部长蒋梦麟于10月4日签署了###训令寄给胡适。胡适也不买账，随即将部令退回。继《新月》第四号遭到查禁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亲自挂帅，集中人马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批驳胡适，另外还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进行了还击，刊物第五号发表罗隆基的长文《论人权》，六、七号合刊上还刊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以及《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等，文章更为集中，措词也更为激烈。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胡适亲自作序，交新月书店出版。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令，查禁并焚毁《新月》六七号合刊；5月3日，上海市党部又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罗隆基于11月4日被捕，胡适则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后，于年底离开上海，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好在政权刚刚建立，控制未及完善，大知识分子尚可相对自由流动，胡适也因此得以成为漏网之鱼。
对胡适来说，当然及时表态也有关系。他在主动撤离火线后，很快发表题作《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提出中国目前的“五大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它们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从而呼吁“不满意于现状的人”，“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所谓“自觉”，就是说，“替社会国家想出路”，“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在这里，胡适明明白白向政府表示“第二种忠诚”。其实，早在《人权论集》序言中，他已经做出这样的表示，只是操刀者不加细察罢了。他那时便说，“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他以明末周栎园著的《栎园书影》中的鹦鹉自况，说是当此“大火”的时候，“实在不忍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