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没错，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就酝酿过。
白：对。中央和北京都有这个想法。1959年，###曾提出过“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业余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发展”的设想。北京地区早在50年代就酝酿过对自学者的学习成果进行考核。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家们在探索，我们的决策者们在思考：能不能建立起一种制度，引导青年自学成才，既满足人们对学历的要求，同时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之后，8月8日他召开了科教界的座谈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这一指示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方向。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5）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培养和扶持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余学习的人们尽己耍っ鞔锏礁叩妊１弦瞪人降模陀Ω迷谑褂蒙匣竦猛却觥！�
既然中央有这方面的精神，可以尝试一下嘛。我觉得赖汉学的主意很好，但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怎么办？1981年春，在中山公园，我召开了一次会议，找了一些教授来参加，先听听他们的意见。记得这次会上有一位同志反对最激烈，也就他一个人反对。他说：“上初中、高中有自学的，哪有大学是自学成才的呢？”但是教授们都支持。我们请的教授，都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校长，他们一听，说这个主意好，特别支持。他们办法多，如何开课、考试，就由他们负责。这几个校长就成了自考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就搞试点。我当时特别声明，就因为是自考，我们一定要更加严格要求。几位校长也同意我这个观点。
这件事开始看得并不是很深很远。说实在话，自学考试刚一开始就是想着怎么能够解决“文革”期间被耽误了的这一大批青年人，让他们能有学习的机会。
很快，当时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建立高等教育学历考核制度”的决定，在全国率先开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开始登上了“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历史舞台！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和考试制度，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为了促使青年人自学上进，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尽际院细裾撸⒏な椋昭褂谩�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浴�###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各省、区、市遵照执行。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四省市先行试点，摸索尽椤�
苏：北京又开了一个好头。
白：陆续全国都举行自考了。这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办了不到两年，就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一些认识我的家长打来电话，说我给他们办了件大好事。你想，开始孩子没学上，也找不到工作，通过自学的途径考上了大学，怎么不高兴？自学考试就这么办起来了。这得力于一批教授的支持，像搞英语教育的许国璋，他就曾是自考委员会的委员。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创。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参加。一些残疾人不能到考场，就派人送卷子到家里。监狱里的服刑人员也有参加考试的。
我作为当时北京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主任，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宏观上的决策，二就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保证质量。
20多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尽媒ㄉ韬蜕缁岱⒄古嘌⒀“瘟舜笈湃瞬牛〉昧肆钊酥跄康某晒１ǹ既耸�1981年首次在北京市开考的2686人，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报考人数突破100万人，1995年上半年又突破300万人，1998年下半年突破600万人；即使在普通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2000年上半年，报考人数仍在增长，达到689万人。20年来，累计有1亿多人次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0年上半年，在籍考生达到1700万人，为国家尽媒ㄉ枧嘌吮尽⒆ǹ票弦瞪�290万人。
周总理给我留下的环保印象
苏：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当时您很关心科技工作。
白：我在中科院工作过，所以关心。因为周总理，我还有环保情结，支持新能源。1972年，国家派了两个代表团（即科学家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访问欧美，我担任科技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贝时璋先生，成员有钱学伞⒄盼脑＃ㄕ攀茄钫衲睦鲜Γ⑶嗽龋颐欠梦柿擞⒐⑷鸬洹⒓幽么蠛兔拦�
代表团在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两个团进行访前动员，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特意嘱咐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的环保工作，这一点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一般的中国人还完全不知道环保是什么。
“四人帮”对我们限制很多，我记得美国人邀请我们参观阿波罗17号的登月火箭发射，机会难得，结果健嗖煌猓颐蔷兔蝗コ桑上У摹＃�6＇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6）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在访问期间，无非就是问到了外国人的环保情况，并没有真正钻研他们在环保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也没有收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开始了对环保方面的探索。我回国后调到了北京市科技局，任局长。
苏：主要负责哪些项目？
白：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沼气池的开发和应用，一个是开发和推广太阳能。1973、1974年吧，###在四川抓沼气，搞得比较普遍。我们马上也抓沼气。当时认为沼气的技术问题少一点，比较好抓，实际的结果表明，沼气也并不简单，它需要相应的化学条件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始是大兴县留民营村自己搞了沼气池，一家一户，搞得比较好，很有名。但是后来没有推广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做得好的地方都是有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一走，沼气也就不行了。
沼气暂时不行，所以我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太阳能。时间应该是1975或1976年，我在局里成立了一个太阳能领导小组，配了6位同志来抓太阳能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因为我在中科院工作过，我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太阳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科学院于1957、1958年分别派人到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太阳能研究室学习了两年，这两位同志回国后也没怎么研究太阳能，那时候太阳能并不受重视。这两位是全国仅有的太阳能研究专家，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从七机部挖过来一个，就是龚堡同志，他做得很不错，后来还担任了北京科学院院长。
苏：太阳能项目的效果怎么样？
白：北京的太阳能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龚堡来了后，我对他说：网罗人才，开展科研。那时候中央机关人才多，我们通过解决这些人才的两地问题，开绿灯把他们的另一半都调来北京安排工作，吸纳了不少人才。从1977年开始筹建，到1979年正式成立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我们从六人发展到了四五十人。
1978年5月，我离开市科技局，调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但我仍然关心科技事业、关心新能源。后来北京市批了资金给太阳能所买地、搞基建。1981年动工，1982年却停了。龚堡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太阳能所就3000平米的房子，搞科研用的，还是开发新能源的，搞不懂为什么停工了。胡耀邦很快就把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焦市长很快把龚堡找去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后又去工地看，他对新能源也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开工！1982年底，房子就竣工了。
苏：看来领导们挺支持新能源开发。
白：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太阳能研究所，国家科委也很支持，项目上、尽焉隙己苤С治颐恰�1982年，我们与西德研究技术部合作了一个项目，也得到包括国家科委在内的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项目是两国在大兴的一个村子搞一个新能源示范村，效果不错。新能源就是沼气、太阳能，我们以前的沼气池都是一家一户、比较小规模的，这次是大规模的沼气池。太阳能就是利用太阳能源转化为民用的光和热供发电取暖用。这个示范村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借鉴，北京太阳能所借鉴这里面的一个技术，开发了一个炉子，效率高，没污染，卖得很好。
太阳能所在科研的同时，在生产、推广上费了不少心思，1984年成立了推广部。北京市尽苤С炙牵邓歉诵∑健⒛羧僬榱轿还伊斓既说募依镒吧狭颂裟苋人鳎涝毕丛栌茫芊奖恪Ｄ鞘焙蛘飧鋈人髀舻煤芎茫蛑背闪擞〕眉盖虻睦蟀 �
苏；我在不少地方也能看到一些太阳能的产品，现在北京太阳能所的情况怎么样？
白：太阳能所也快30年了，正如改革开放本身，它不断壮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有遗憾，这一技术在北京没有推广开来。有专家说，主要是北京的楼层太高，水上不去。在外地，很多地方却用得很好。
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专业研究开发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依托单位。“桑普”这一品牌就是这个研究所搞出来的。有个被媒体称为“桑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示范先导项目的一部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使中国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总的说来，您对1978年以来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感受？
白：1978年5月，我从科技局调到市政府。从我认识的人、接触的人、熟悉的人中，对改革开放这30年，我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为什么是一片赞扬声？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尽拔幕蟾锩闭馐旰平俚模颐钦庑┤舜�1966年开始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组织上不安排工作，思想上极其苦闷，那样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苏峰、徐成吉根据白介夫同志口述及材料整理。）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1）
两封信之前还写过两次信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好！您在1975…1978年的遭遇很曲折，很能折射当时的一些情况，请您谈一谈。
刘冰（以下简称刘）：好的。两封信的事情我在《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有详细记载，今天简要谈一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对“文革”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想不通，曾尽飨⒅茏芾砗椭醒胛母镄垂拧５谝淮问�1966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没有回音。第二次是1967年2月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由何东昌执笔，我和高沂、胡健、艾知生几次讨论修改，因为高沂当时已调任高教部副部长，所以他没署名，署名的是我、何东昌、胡健和艾知生四人。当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帅们在中央会议上拧庵醒胛母锏热耍恢醒胛母镂芪岸履媪鳌薄Ｎ颐堑男琶挥械玫街醒氲幕卮穑幢蛔素岽蟾坏仍旆磁伞Ｎ颐撬母鲆簿捅淮蛭扒寤暗摹履媪鳌保獾轿扌葜沟牟锌崤贰�
我是1969年6月1日“解放”的，据说当时毛主席想“解放”一批干部。因清华是毛主席抓的点，5月份清华开大会，宣布“解放”我。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有一篇文章，标题上没我名字，里面也没明指我，但说的人就是我，报道中说，我是跟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密切接触，但还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因此，宣布我“解放”，恢复了我的工作。后来王纯告诉我，说他看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说：我一看报纸，就知道说的是你，看到你“解放”了，我想我也不远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看恕拿稚媳ㄖ搅嗣挥校暇退得鞑畈欢唷敖夥拧绷恕�
苏：您“解放”后仍然在清华任党委副书记。
刘：是。此时的清华大学为迟群、谢静宜所操纵。这两位自诩为毛主席的“兵”，先是排挤清华大学的张荣温、刘承能，打倒何东昌、艾知生，后又成为“中央领导”、“批林批孔”的“大红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叶帅等老同志重掌国家权力。此时的谢静宜炙手可热，先是中央委员，又是人大常委，而迟群却什么都没有。他在清华园里“发了疯”。先是咒骂当选的老同志，然后是躺倒不工作，大剂量吃安眠药睡大觉，醒了之后在床上吸烟，烧坏两床公家的被子。后又到处转悠，把肋骨摔断了。有一次，吃完安眠药，突然不见了，北大、清华出动20多人才在北大的公路边找到他。他还是觉得“憋气”，回到城里的四合院，发火、发拧ざ鳌；氐窖：螅阍诜孔永锛绦钅铩０滋觳怀雒牛砩习压ぷ魅嗽敝值氖卟硕及蔚簦煌Ｄ痔凇Ｓ幸淮尉勾车饺ＶР渴榧腔嵋樯下宜祷啊�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
刘：迟群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让学校的干部群众思想开始乱起来。这时，驻清华的“支左”军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惠宪均以及工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和军代表、党委常委吕方正三位同志决定向毛主席反映迟群的问题。他们信任我，和我一谈，我们四个人就决定联名写信。
苏：这封信是1975年8月13日写的。
刘：是的。主要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有政治野心；毫无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信写好了，怎么给毛主席？我这次吸取教训了，不敢直接寄给主席，那样会落入谢静宜、毛远新和健嗟氖种小Ｈ绻弥鞒值持醒搿⒐裨喝粘９ぷ鞯牡诵∑酵咀唬鸵欢晃侍饬耍】墒窃趺锤∑酵荆�
我想起了为人耿直、乐于助人的胡耀邦同志。我和耀邦是在1951年冬认识的，那时他已准备来团中央工作，在他主持的一次大会上，我们认识了。耀邦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时候，我任共青团河南省书记。1953年他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一个爱好学习的领导干部。1969年我恢复工作后，我和胡健也曾去看望他，时间大概是1972年，那时候林彪已尽晕冶恕Ｎ颐橇┒际谴油胖醒胱角寤ぷ鞯模≡…在中央团校工作。我们去看胡耀邦同志的时候，他正在看列宁的《论无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很多圈圈点点，做了很多笔记。我就说：“耀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