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使他负起战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要夺去他从道德上从事辩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发的卖国贼的人束手无策而已。
这种事等于一种慢性的病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恰好能在大难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德国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将慢慢地趋近灭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难挽救了。
幸而这灾难，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的。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痨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痨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痨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痨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痨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
政治团体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战之前，有着长久的和平日子，某种的祸患，已经在这时期中发生，他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数的几种例外），但是，其成为祸患，那是已经认识了的。
这里所说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因为这个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实在较其他方面的祸患为更甚。
许多崩溃的征兆，能够激发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战以前，德国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给问题，在一切政治、经济行动上日就成为重要。
但是，不幸他们以为这种严重的问题，可以依靠简便的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坚决的心，迳自去获取一个正确的解决。
德国放弃了扩张新领土的观念，而代之以经济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业生产漫无限制而弊害百出。
这最不幸的结果，第一便是促成农业阶级的衰颓。
农业阶级愈是衰颓，那无产阶级的会集于都市者也愈是众多，终于使社会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是显然了。
富者和贫者，他们比邻而居，这势必要形成悲惨的结果的。
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
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我纪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时德国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发人民最壮烈的情绪，而突遭到这种变化，其祸更为厉害。
依照事理来说德国应该依靠“经济上的和平工作”来维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为后盾。
不幸，现在对于金钱势力应极端反对的人，竟也默认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劝贵族也加入新金融资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举，情有可原，因为毕士麦尚且不能觉察了这——个危险。
事实上，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于金钱之后。所以此风一开，勇武的贵族，立刻能退居在财阀之后，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战以前。德国的商业，因为发行股票而已经趋于国际化。
一部分德国的工业，固会努力于防制这种危险，但是，终于还是牺牲在资本联合攻击之下，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主义运动，也是为虎作伥的。
反对德国“重工业”的持久战，这便是；国际化的发端。当时国际化正靠着马克斯主义的助力而力图实现，要想完成这项的，那么、在革命中马克斯主义是不得到胜利不成的。
当我执笔写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对于德国国有铁路的总攻吉正获得了胜利，这种铁路，就是落在国际资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又达到了其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德国工业化的进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确证，就是大战后，德国一位工商界要人发表的意见，说商业是使德国复兴的唯一的力量，这便是德国工业化成功的明证。
史旦尼斯（Stinnes）的这句话引起了极大的纠纷；但是仍被采纳，而且在转瞬之间。
便成为一切欺人者及空谈家的格言；自革命以来，毁坏德国的运动，便是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战前，德国衰颓的唯一征兆，就是国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
这是他人临事不能决断，遇事畏葸的结果。
这种缺点，实在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国的教育，在战前缺点极多。
他的制度，仅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植。
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责任心的激励，更少注意；至于意志力的和果断力的培养，那就完全漠视了。
所以，这种教育所养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强毅的壮士，而是懦怯的书蛀。
战前，世人大都这样的看德国人，而我，德国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国人为的所以受人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人的缘故。
然而，意志不坚，那就并不见重于人。
他们脱离国藉，背弃祖国，所以比较他国有人民为容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有礼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这保存名谚，可说形容尽致了。
这种柔顺的态度，是接近君主的唯——方式，然而引起的灾患匪浅。
依照此种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诺诺，奉名唯谨。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否则这种阿庚态度，终必要把帝国颠覆而后已。
专门阿谀的人，他们可以安然于现状而毫不知耻，可是国中的优秀人士，就是所谓正人君子者，他们眼见着这种无意味的事态而受人拥护，势必然感到万分的厌恶。
在他们看起来，历史是历史，真理是真理，决不容混为一谈的，就是讲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样的。
世界各国，要得到成为伟人的君主，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怜的命运，能够使其免于暴君的虐政，那也就应该知足了。
所以，群主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专赖于君主个人，除非借着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于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 Ｉ）和头上。
不过这不是常有的事，数百年之中或许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体的观念应该比较君主个人为重要，这观念的意义，应当是在专门用制度的本身来作为基础，使君主只为这种制度的奉行人而已。
这种不良的错误的教育观念，还有一种结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担责任，因此对于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现在略瘵几个如下：
新闻界常把报纸看作是国内一种伟大的势力。
报纸的重要性，确是毫内务无疑问可疑，他的价值，也不是我们所能估计的，因为他的工作，确能延着继成人的教育。
国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堕落入恶劣的、无知的或是怀有恶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国家的责任，胯监督人民的教育，并且防止其误入歧途，报纸的言论，国家尤应该加以注意因报纸对于人民的影响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动不限于一时而且含有继续的永久的性质，报纸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来施教。
报纸上的官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这不被“出版自由”的谬说所惑，不因诱惑而疏忽了职员，以至不供给保持民族健康的养料，这是国家必须加以注意的。
国家须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来控制这种通俗教育上的工具。并且使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大战之前，那些所谓自由报章的行为，无非是葬送德国的民族和国家。
我偿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斯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的不能不去捕鼠是一样的。
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
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之，也会充法去加以抵制吗？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过去的重罪的罚令而已。
在那个野外，报纸多被犹太人所操纵着，他们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没有妥协的力，法去给予取缔，而且也没有取缔的决心；尤其厉害的，就是没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缔的重要、方法的选择、以及定下一个明确的有计划。
他们对于报纸所用的纠正方法很是拙劣；他们万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时候，那也不过把新闻世界的败类加以几星期或是几个月的轻微的惩罚，但是，他们不会不知道根本剂除祸源的计划的。
从那些不会受过完全教育的学识浅薄的读者看起来，法兰克福特报（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价值的报纸；因为此报纸从来不会用过粗俗的盲辞，而且。也从来不会反对过暴力；他的言化，时常赞成，用“知识的武器”来斗争，这种论调。竟会获得那些最没有知识的人去赞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犹太入所创办的所谓知识阶级的报纸，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国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识阶级。
法兰克福特报和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论调，便是在反合这辈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这辈人。
这种报纸，他们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辞，用丁他种方法来祭毒读者的心志。
他们用了美丽的甘言软语，使读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为动机，是纯粹的知识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这种极狡猾的手段实在就是在偷窥人家攻击报纸的武器的一种奸计。
作事不求彻底，就是内部的堕落的表现，内部—经堕落，那国家不过迟早必些也要随之而崩溃的。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能够受着良好的指导，走进了正路，那么，挽回这个危局，当然是十分容易的。
现在的人已经有丁种种的经验，知道这种经验的意义，能使那些还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来。
如果现在禁止那些报纸以控制犹太人，并且使这种教育工具转为国家所用。而不于旁落于外人和敌人的手中，那么犹太人势必会利用其报纸来大声狂吠了。
但是，我深信这种累事，上我辈青年来处置，必定较我们的前辈容易。因为一枝三十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声音，常常会胜过了无数的犹太新闻界败类的呼号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他们去呼号好）了。
我们应该对于教育的体系有着全部的计划，必须养成儿童在暇时专作益身作的事。
在这一个时期中，儿童不得游荡在街上以信电影院中。
日常的工作完结了，就应当去锻炼身体，俾投身走进社会的时候。不致怯懦而无能了。
青年教育的任务，是在使他们预备投身于社会，并不是仅仅灌注了一些知识就算了。
我们应该立刻去剂除那知体的锻炼系属私人的事一种观念，我们决不能不许任何人任意有贻害他的子孙（种族）。
要防制精神堕落，须得和锻炼身体同时进行。
现在我们一切的公众生活，好像是两性观念和诱惑的泉源。我们试看那电影、戏院以及其他的剧场所揭示的节目，我们便难于否认他不是正当的娱乐，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当的娱乐。
一切的招贴和广告，都用着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众的注意。
这种事件出生来的流弊极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够知道的。
人民的生产，不但为不为性欲所麻醉，而且还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和方法，必须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为目的。
个人的自由权，实在比较起来次于维持种族的义务。
在艺术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样不健全的状态。
在许多的所谓“艺术场所，”他们大都毫不知耻的揭示着“只许成人入内参观”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览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许青年去参观，这便是证实我们人部衰微的恶兆。
在此种场所，理当首先作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该供颓废的成人去娱乐的。
然而此种场所，竟乃出此防卫青年入内的手段，说起来真是令人可叹！请问古今来大戏剧家对于这种警告和造成这种警告的原因，有什么话可说？我们试想席勒（Schiller）对此样的愤慨；哥德（Goethe）对此也不会忿然而起吗？
但是，我们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亚（Shqkespeare）来和德国的新诗人互相比较一下，究竟又当怎样呢？前者都是陈腐老朽而不合时宜的失物。
因为在这时代的特征，那些新的艺术家不仅产生了些卑劣的作品而且还诬蔑了过去一切真正伟大的杰作。
在大战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们对于艺术和一般文化上，不但是没有丝毫的创造力，而且心怀嫉恨，竟沾污并埋没了伟大的过去。
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人在艺术上——尤其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刨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对于已往的完盛时代，反而加以底毁，斥之为者朽陈腐，好像这现代的时代，似乎就可以把他们的劣点完全遮盖过去了的。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战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大事大都趋于分崩碎裂的状况：
甚至在这宗教的领域之中，多数人士，大都巳失去了他的坚强宏伟的信仰心。
他们公然反对教会虽然不多，但是，漠视教会的实也不少。
在亚洲和非洲，新旧两教都有着教会，以便引起教徒来对他们信仰（这种努力的结果，比较回教的进展，那就差得多了。
然而，两教欧洲方面听失去的信徒，为数巳达数百万了。
他们之中有的全然厌弃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从道德的立场上来对察。这实在是一种不良的结果。
对于各种武断的教条的加以反对，情形日见剧烈，然而，倘使没有教条，那么实际上人类的宗教信仰，也橇无从发生。
一国的民众，并不多是哲学家，但是，信仰便矗人生道博观念的唯一的基础。
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代替宗教，可是也未能获得了良好的代替。
要是宗教的教条和信仰，如果真的能支配民众的话，那这种信仰的绝对权威，宗教信仰的整个的基础。
宗教有信条，就好像人们生活的有习惯，国家的有法律。
没有习惯，那么少数的优秀分子，确是能够维持着他们的合理面良好的生活。
但是，在其余的多数人便不能了。
只有信条，才能去制服那无定而又争辩不已的见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的形式。
否是，玄学的人生观（就是哲学的见解）永不会产生的所以，攻吉教会的倌条正像反对国家的法律；攻吉教会的信条，必然的流于无可挽救的宗教虚无主义，恰像反对国家的法律，必致使全国守全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
一个政治家，必须评论宗教的价值，可是，一在在平衡，一面也当不守问宗教上固有的缺点，而应该顾到以及代替宗教之的东西有些什么特别的利益。
如果在不会那一种代替物之前，毅然的把现存的宗教来加以破坏，这种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在大战之前德国人有很多不喜欢宗教的生活的，这一点。实在应该上所谓“基督教”党的滥用宗教来负责的。
而且他们还厚着脸要把天主教和政党混而为一。
这种不幸的惜误，恰好替议会中许多不良分子遣出了机会，在教会是反百受到损失的。
然而，受到祸害的仍是整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