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4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我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此常志强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我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我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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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记录仇恨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个符号。但随着资料的丰富，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而她也深深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名录》编辑过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会梦到那些扑面而来的名字。”编辑即将完成时，她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回家疗养。
朱成山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学生颜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颜玉凡说她看了老师在电视台做的节目，哭了。她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惨烈的历史，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成山这样回复她：“带着感情去研究历史是对的，但不要带着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为这段历史呐喊，现在我觉得光呐喊不够，还要有理性。”
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我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
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
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
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
唐铮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两首后来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七律？送瘟神》。因为这两首诗，余江，这个江西省东北部的小县，从此名扬神州。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半个世纪前，那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了消灭为害南方12省市、威胁上亿人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年轻的新中国在当时尚不丰裕的财力物力条件下，举国动员，不仅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旧中国无法想象的疫控奇迹，并由此建立起新中国最早的专项疫控体系。
华佗无奈小虫何（1）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那一天，毛主席习惯地在深夜时分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当翻到第三版时，看到了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毛主席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心情激荡之下，两首七律题毕。
随后，毛主席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一个伟人为小小血吸虫而牵肠挂肚的情怀，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毛主席挥毫题诗的时候，在南方12个省市里，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场战役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封书信发起的。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起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这封信便和附带的材料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字字如血。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立即铺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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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2）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对血吸虫的调查和防治可以上溯到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早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华东军区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战士在练兵中感染血吸虫病，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当时部队进行了一些防治工作，但是离消灭血吸虫还差得远。这次沈钧儒的书信，则将血吸虫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展开。
狮子岩的传说
这时的余江县，正如《送瘟神》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余江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在余江县下辖的蓝田坂村，1909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８户。上、下黄村两个村子，上黄村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而下黄村虽然还存有40多户人家，却有48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和疫病同样害人的，还有乡里村间蒙昧的传说。余江周边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吃了狮子岩的水。
几百年来，白塔河都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水源，河边有一块酷似狮子的岩石，这头狮子俯卧在地，闭目张口。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在狮子岩旁边开凿了一条引水渠，沿渠可以灌溉上万亩水田。引水渠修好后，远远望去，白塔河的水便像是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的一样。
此后多年，引水渠年久失修，大部分渠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正好是适合钉螺滋生繁殖的最佳场所。而村民也自然而然地把得病的原因归罪到了狮子岩头上，认为是人们喝了狮子口中的涎水，狮子发怒，因而让村民患病。
因为这个荒诞的传说，余江县多年来只有患病人数的增加，而很少有外来人进入。
在疫病的侵袭下，病患遭受的痛苦难以尽述。已经84岁的陈则民清楚地记得自己亲眼所见的惨状：上黄村血吸虫病人黄万明已经到了晚期，腹大如鼓，四肢却比枯柴还瘦。因为腹痛难忍，黄万明操起家里的镰刀戳破了自己的肚子。待到陈则民见到时，黄万明已经去世，黄绿的腹水流淌一地。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当时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依然挺着大肚子下地劳动。由于耕作无力，每亩地只能收获稻谷数十斤，碰上灾害，甚至颗粒无收。有人编的一首山歌是“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毗邻鄱阳湖，水草丰美，农田肥沃的余江县日渐荒芜。无人理睬、无人照护的野草薜荔，肆意开遍了满山满谷，长得比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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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会议确定目标（1）
而在杭州，毛泽东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对血吸虫病的调查工作。1955年，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专门去了解一下杭州郊区血吸虫病情况。
在余杭地区，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一个腹部鼓胀，脖颈粗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坐在树阴下望着田地摇头流泪。这个情况当天就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便坚决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除派身边工作人员调查血吸虫病疫情外，更大的调查队伍被派往南方各个省市。毛泽东还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当时调查到的情况显示，血吸虫病遍及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南方12个省、市的243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378个县市），患者约1000万人，约有1亿人受到感染威胁。
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1955年11月，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成立。这是一个“超豪华”规模的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为组长，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9人小组。
9人小组成立后，立即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7人小组或5人小组。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前通过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了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
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开展更为细致的实地调研，摸索消灭血吸虫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不断的督促，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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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会议确定目标（2）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徐运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1）
1955年底，江西省成立了5人领导小组，时任省委书记方志纯兼任组长。一场面对“瘟神”的战役打响了。
要消灭血吸虫，原理上并不复杂。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只要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只要科学处理粪便，也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而对于人畜来讲，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钉螺是种繁衍能力极强的生物，一对钉螺在一年的时间内便可发展成25万只，加上钉螺个子小，喜阴凉，总是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而以当时中国农村的条件，想按照防疫的要求科学管理人畜的粪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让广大农民杜绝和疫水疫地的接触更是无从谈起。
尽管起步艰难，但工作还是在一步步稳健地进行下去。
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便是对钉螺的围剿。这个任务，让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5人小组组长方志纯颇费踌躇。当时为了清灭钉螺，提各种建议的人都有。上海有一位专家建议，买一种特效进口药，但后来计算了一下，灭一亩钉螺大约要花500元。方志纯埋头算了一笔账，一亩花500元，江西全省有300多万亩，要多少钱？出不起。而且光用药，也不见得灭得了。结果整个江西省都没有买药，防治组每人一把油纸伞、一双布鞋，在各地摸情况，再回来实验土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用中药。靠茶枯浸液灭螺。茶枯是油茶果实榨油后剩下的余渣，其中含有一种对水生生物有毒杀作用的皂角甙素。把茶枯浸液喷洒在有钉螺的地区，经过24小时，钉螺死亡在90％以上，经过72小时，钉螺全部死亡。不过，在实验中，茶枯灭螺的效果非常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