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5月6日，督军潼关的冯玉祥才得知此讯，放声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刚刚发表宣言称：“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当天，冯玉祥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的一生无私无畏，与人肝胆相照。刘半农曾为李大钊撰写碑文，赞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章士钊则说“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李大钊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资或资助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从容就义（2）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为他的性命奔走，后来又继续照顾孤儿寡母。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棺材铺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
李大钊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来。这个人叫李乐光，是李大钊的同乡晚辈，在清华大学念书。李大钊牺牲以后，他立志搜编遗稿。据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李乐光一开始躲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编书，后来又转移到岳母赵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来，李乐光就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写、编纂。这批文稿后来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写信给友人曹聚仁欲将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鲁迅作序，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尽管文稿与鲁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题记》当时没能出版，但绝大部分遗稿就此保存下来，没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发行。在其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李大钊文集》在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据说在出版社便销售一空，都没来得及运进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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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蒋梦麟等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至于具体工作，其实都是由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的，社会各界纷纷捐款。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还能说上不少。他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胡适本来也在送殡队伍里，见此情景，很是不悦，便临时退出。
据张次溪在《李大钊先生传》中的记载，这时有人抬出3张桌子，搭起高台，有人站上去，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就在西四牌楼架起机枪，将队伍冲散，还抓了不少学生。混乱过后，灵柩才继续启程，刘导生的姑母刘静君当时与赵纫兰同坐一辆马车，因为是亲属才得以放行。
等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了，如今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2007年4月28日，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修复竣工，万安公墓的李大钊陵园里也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纪念仪式。这一天，北京天气晴好，春意融融，阳光顺着李大钊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倾泻下来，平和而安详。墓园宁静，正好听我们将80年前的往事细细诉说。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1913年，22岁的李大钊为悼念同窗亡友蒋卫平写了一首诗。这不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吗？
山城暗夜？铁狱丹心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上）
侯健美
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1）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3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这是小说《红岩》中的记述，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位88岁的老人如今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路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3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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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报》激怒特务（2）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3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党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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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
——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3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
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3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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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意外被捕（1）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
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