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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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意外被捕（2）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流露出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1）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3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3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2）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著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
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1）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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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入狱经过（2）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已经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对于所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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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怎么喊出来的？（1）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
——引自《红岩》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倒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
“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研究《红岩》史实多年，道出小说中不曾提及的狱中另一面。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这个刑讯室就在渣滓洞外院，如今不准参观者进入，但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透过开启的窗子向里张望上半天。里面光线很暗，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一溜大大小小的铁镣，一张木桌上摆着鞭子、狼牙棒、竹筷子……即便允许人们进入，那样的一间房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2）
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三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