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就很明显了,分外之分,是落入私人腰包,“这你请放心!”汤斌立即表示,“在我手里,绝不会有分外之分。”
马呈祥站起来很尊敬地请了个安,“大人如此体恤,我替同州的百姓叩谢。不过,”他起身说道:“光是大人一清如水,是不够的!”
“我知道了!”汤斌很郑重地保证,“若有人敢舞弊,我一定严办。除了我自己密查以外,贵府倘有所闻,请随时见告。”
“是!”马呈祥答应着又说:“兵差除了分外之分,再有一层难处,那就是原来只需两天的供应,结果搞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兵还没有开拔。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大人作主。”
“那就奇怪了,为何两天不够,要到四天、五天。”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马呈祥考虑了一下,“想来总有人不愿大军早走吧!”
“是不是趁此机会,可以假借名义,向民间需索?”
马呈祥不置可否,只说了句:“大人明见万里。”
这是官场中一句相当含蓄的话,可以解释为同意,也可以解释为不置可否,总之,内有隐情,需要仔细体察。
汤斌体会得这层意思。便不肯强人所难,去追问马呈祥。送走了客,天已将黑,一个人坐在暮霭四合的廊下,默默思量,恨不得生两颗心、四只手,可以同时料理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无奈这是不可能的,眼前还得阅卷,先从了解案情开始。于是草草吃过一顿粗粝的晚饭,把京里带来的茶叶末子抓了一把,沏成一壶浓茶,倒在粗磁碗里,颜色黄浊,就像马溺,但却能消食提神;汤斌喝了两碗这种只觉苦涩,毫无香味的茶,在油灯下披阅刑名案卷。
才看了上十件卷,就已约略明了马呈祥的话;照案情来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提审的,情节确凿,口供明白,问得毫无差错,提审便成了别有用心,故意挑剔。再细看这些案卷的承办人,都是一个名叫周松轩的刑房书办,不言可知,是此人在中间捣鬼。
但汤斌初想到此,即有警惕,深恐自己存了成见,知人不明,所以仍然平心静气地看着案卷,到三更天还不肯歇手。
“老爷!”汤本劝道:“该睡了。”
汤斌摇摇头,指着高可尺许的卷牍,“我得尽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他说。
一夜工夫可以看得完,这一点,汤本是相信他有此本事的。“不过,就是看得完,也不必急在这一夜。”汤本的怜主之情,化为轻微的不满,“何苦自己作践自己?”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晓得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尽煎熬的苦楚?早早弄明白了案情,明天一早坐堂,便可发落。在我不过破费一夜工夫,在别人就等于一年——怎么叫度日如年?那些候审的人最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汤本暗中叹口气,口不服心服,想一想便又说道:“老爷也该请位刑名师爷。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这倒是句实在的话。我也想过,无奈有几层难处,第一、请了幕友,便得尊重人家的地位,办案迟速,操之于人;是那长厚的君子,倒也罢了,倘或遇着性情疏懒、脾气特大的人,只顾上头规定的限期,不肯额外出些力,那时我怎么办?不催于心不安;催了势必宾主失欢,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汤斌喝了口茶,又说第二、第三。幕友倘或从中舞弊,自然不会有证据落在外面,甚至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案中做了手脚?同时,请幕友适馆授餐,必须有相当的供应,才算尽到礼数,这一下就得加重地方的负担。凡此都是难处,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硬挺着干。
“为来为去为的四个字:于心不忍!”汤本又叹口气,“老爷就不知道自己这么苦法,旁人看在眼里,也是于心不忍!”
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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