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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沉默在继续。
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
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
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
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
又看了一次表。
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
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
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
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
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
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
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
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
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
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
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结婚
听着雨点时时敲窗的声音，我突然忆起我们宣布订婚的日子。那天，天与愿违，大雨从早就下个不停。
三月七日。
那天的雨，好象在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今后的人生决非坦途。过度的紧张中，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微微笑着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刻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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