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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李宗仁点了点头，说道：“不能让他们在广西这么搞，闹出乱子来，我们在前方有个风吹草动，连后方都没有了。李明瑞和俞作豫，北伐以来屡有战功，现时正是用人之际，他们的事，以后再说吧，不能动摇了军心。”
“也得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使他们在军中不敢有生贰心。明天我要召集俞作豫的第三团全体官兵训话！”白崇禧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最恨俞作柏，对俞的这两位胞弟和表弟也就绝无好感。照他的意见，对李明瑞和俞作豫不但不可委以兵权，还应该械夺他们的军职，似乎不把俞、李三兄弟逐出广西和桂军，他就一天不舒服。
天上没有星月，初冬的寒夜北风淹爬，竹丛树影乱摇，落叶飘在地上，发出一片萧萧之声。路上有军靴响。远处，走来四个人，四匹马。那四个人中，有两个身穿北伐军官兵的服装，另外两个则穿便装。军官和那位穿长衫的人走在前头，士兵和那位一身短打随从模样的人，各自牵着两匹马，走在后面。他们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话。看样子，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无言中等待着的是“保重！”这句从古至今惜别时的话。但是，似乎谁也不愿开口说这句话。他们的心情太沉重，太压抑，太愤愈了，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
那位军官乃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旅长李明瑞，那穿长衫的便是第三团团长俞作豫，牵马的两位则是他们各自的卫弁。原来，今天上午，白崇禧以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召集俞作豫第三团全体官兵训话，当讲到德安战役时，他不是褒奖机智果敢率队首先冲到铁路上和敌军拼刺刀的团长俞作豫和全团官兵，而是命令俞作豫团长出列，气势汹汹地责问道：
“你给李明瑞旅长的报告是怎么样写的？”
俞作豫冷静地问道：“不知参谋长问的是哪一个报告？”
“我说的是德安之战，你没听到吗？”白崇禧狠狠地反问道。
“我的报告是：‘敌似有退却模样，我团拟相机前进。’”
俞作豫仍很冷静地回答道。
“这是什么话！”白崇禧把桌子一拍，无边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冷酷的光来，直逼着俞作豫。“军人作战，要前进就前进，没有什么相机不相机的！你身为团长，连个战地报告都写不通，你根本就没有军人资格，更没有团长资格，第七军没有这样无能的团长，这是第七军的耻辱！……”白崇禧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站在俞作豫旁边的旅长李明瑞，热血直冲顶门，他明白，白崇禧斥骂的虽然是他的表弟俞作豫，但矛头所指的却是冲着他和远在广西的俞作柏表兄来的，李明瑞知道，白崇禧恨他们兄弟三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闭着眼睛，忍受着屈辱，强压着仇恨和怒火……
训话完毕，俞作豫默默地走进表兄李明瑞的房间里，解下武装带，脱下军装，忿忿地说道：
“表哥，我不干了，你让我走吧！”
李明瑞长叹一声：“你我兄弟，从戎有年，实指望报效国家，献身孙总理之三民主义。没想到天地之大，却难容我五尺之躯！”
“我们为的是国民革命，绝不为李、黄、白他们卖命！”俞作豫眼中闪着怒火。
“你准备到何处去呢？”李明瑞见表弟去意已决，也不愿阻他，因为继续留在军中，恐怕早晚会被白崇禧陷害。但表弟一去，自己顿失臂膀，心中十分忧愤。
“我要去找那些真正革命的人！”俞作豫抬起头来，看着迷蒙的远山说道。在北伐前，俞作柏从广州观光回来，在苏联顾问鲍罗廷那里带回了不少革命书籍，俞作豫在其兄处读过这些书。北伐以来，大革命风起云涌，从湖南到湖北而江西，俞作豫随军所至，耳濡目染，对共产党人渐有认识，他崇敬他们的人格，渐而向往他们的主义。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舍身忘死，为的不是自己升官发财，而是要打倒军阀，救国救民，面对白崇禧的专横跋扈，他感到不仅是个人的屈辱，而是一种军阀的横暴蹂躏。他气愤，他失望，他扪心自问：难道北伐军成千上万的英勇将士，他们的头颅和热血所换来的还是一个暴决的军阀统治么？！白崇禧骂他没有军人资格，没有团长资格，他心里倒反而十分坦然，因为他本来就不准备当军阀部队的团长，更不想当一个小的或大的军阀！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表兄，请回吧，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俞作豫停下步子，终于说出了他们都不愿并口说的道别话。
“再走走吧！”李明瑞不忍就此分别。
俞作豫站住了，再也不肯让表兄陪自己默默地走下去。后面的两名卫弁牵着马走过来了，俞作豫从自己随从的手上接过皮箱，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皮背心来，递给李明瑞，说道：
“这件皮背心请表兄收下，冬天打仗，穿上很方便。”
李明瑞接过皮背心，随即从自己腰上解下配带的一支小手枪，送给俞作豫道：
“表弟，你孤身一人去武汉，路上兵荒马乱的，带上它护身用吧！”
俞作豫把表兄送的手枪揣在长衫里，然后和表兄握手互道：“保重”，依依惜别而去。李明瑞和卫弁站在路旁，目送着表弟，直到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
第三十六回 风卷残云 东路军扫荡浙江 坐收渔利 白崇禧单骑入沪
总司令蒋介石在办公室里转着，军靴磕碰着花阶砖地板咚咚直响，他的火气，在胸腔中凝聚着，象一个被扣得紧紧的盛满水的罐子，被猛火烤着，那气找不到地方出，眼看就要爆炸了。
“娘希匹！”
他狠狠地咒骂了一句，仍然找不到可以出气的对象。他的办公室门窗都关得紧紧的，那罗马式的壁炉中，火烧得正旺，整个房间里，象个密不透风的大锅炉。蒋介石感到里里外外都是火。他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玻璃窗，凛冽的北风扑入室内，他这才感到一阵清爽。外面，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院子里的几株松柏树，被白雪重压，枝垂得很低，但树干却依然挺拔，显得更加傲岸。蒋总司令不是文人，自然不会吟诗赋词，但这大雪中挺俊不屈的松柏，却也触动了他的一种政治上的灵感。
“娘希匹，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大雪是压不弯松柏树的吗？”
他颇得意地骂了一声，心中的火气，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他忽儿感到有些遗憾，过去为什么不学做诗，如果能做一首赋雪的诗登在明天的《南昌日报》上，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便是连那“娘希匹”也会带有某种特殊诗意的了。可惜他不会作诗！他平生最得意的一部杰作，乃是他的登龙术《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这部书，他还请人作了很大的“润色”呢。他一边赏雪，一边回想着进入南昌以来所发生的使他恼火的一连串事情。
参谋长白崇禧所拟订的《肃清江西计划》，执行得十分顺利，十一月八日，北伐军即再度攻占南昌，九江亦被克复，至此，江西之敌均被肃清，孙传芳的主力丧失殆尽。蒋总司令即迁总司令部于南昌城内。入城不久，就接到唐生智由武汉发来的电报，呈请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军，由该部原有师长李品仙、叶琪、何健、刘兴升任军长。蒋总司令拿着那电报，真象握着一团炭火似的。唐生智占领武汉之后，拥兵自重，俨然与总司令部分庭抗礼，其势已难驾驭。蒋总司令捏着电报，正在发愣，军长李宗仁恰来司令部叙谈，见了唐生智那电报，便不以为然地说道：
“国民革命军的扩编，应由总司令部统筹办理，决不可由各军长恣意自为。唐孟潇的电报总司令应予批驳，以儆效尤！”
李宗仁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蒋介石却沉默不语，武汉方面的党政军首脑，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等，皆不是他的心腹。他如果拒绝唐生智扩军，很可能激成事变，这对他这位地位还不稳的总司令将是很不利的。他不听从李宗仁的劝告，批准了唐生智扩军的请求。此时，苏联援助的一批武器装备已运抵广州，蒋介石把它全部拨给了他的第一军，令第一军在湘、粤两省同时扩编，反正“水涨船高”，你唐生智扩军，我蒋某人也扩军。李宗仁、程潜、朱培德等几位军长见了只能干瞪眼，气得在背地里直骂娘。
使蒋总司令恼火的最大一件事，便是关于国民政府的北迁问题。原来，自北伐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迅速向北发展的军事形势。就地理位置来说，国民政府迁武汉最为适宜。但是，蒋介石却坚持要国民政府和党的中枢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不久，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人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由广州抵达南昌。他们并不是到南昌来与蒋总司令合署办公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服这位个性倔强而又挟持私心的总司令，要他接受国民政府和党的中枢只能迁往武汉的决定。蒋总司令亲自出面招待这批党国要人，为了便于会谈，第二天便邀请他们上庐山开会。蒋介石首先说道：
“诸位由粤到赣，长途跋涉，十分辛苦，唯在此军事时期，本总司令招待难周，望多见谅。”
蒋总司令说过这几句客套话之后，“嗯”了一声，接着说道：“关于国民政府和本党中枢的北迁向题，依鄙人之见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方能提高党政军之职权威望及工作效率，以促进北伐之最后成功……”
蒋介石刚说完，宋庆龄便质问道：“依蒋总司令见，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请问蒋总司令奋你为何不把你的总司令部迁往武汉呢？”
“嗯，这个嘛，这个，”蒋介石不敢正视宋庆龄，但又不能不回答她这个一针见血的间题，“这个，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南昌是前方，便于指挥作战，目下当务之急，乃是军事问题。”
蒋介石说完之后，颇为得意地瞥了娴静而端庄的宋庆龄一眼，因为宋庆龄是不懂军事的，他这句话便可足以封住她的口。
“请问蒋总司令，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目下，张宗昌率直鲁联军进兵东南援助孙传芳，奉军张学良部由河北进入河南，督促吴佩孚反攻湖北。总司令部迁往武汉，北上可指挥平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之地理位置和交通，皆不具备以上条件。蒋总司令之意见，实在令人费解！”
想不到蒋介石认为不懂军事的宋庆龄，竟说得他这位懂军事的总司令瞠目结舌，他“嗯”了几声，胸中的怒火却无法吐出来，要是换上别的什么人当面这样使他难堪，他不掴对方两记耳光才怪呢，然而对方是宋庆龄——神圣而庄严的孙夫人。蒋总司令一向自称是孙总理最为虔诚的信徒，他怎敢对她发火呢？蒋介石“嗯”了几声，便不再说话了。
“蒋总司令，这次我们从广东走到江西认一共走了十六天呐！”善长演说而又精明的总顾问鲍罗廷，见蒋总司令被问得无辞以对，便想缓和一下气氛，他说道：“我们走了旱路，也走了水路，看见许多做买卖的人，把江西的纸担到广东去，把广东的盐又担到江西来，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交通与贸易的方法，比之欧美各文明先进国工业至少落后一百年！所以诸位要知道国民党及革命政府的环境是如何困难，及其责任是如何重大，应如何的赞助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之合作。同志们，我们要努力向前去解决种种问题，大家要赶快下决心团结起来，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鲍罗廷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通后，会上却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国府委员徐谦为了打破沉默，说道：
“既然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国民政府和党的中枢北迁武汉，蒋同志之意见是少数，理应少数服从多数……”
“本总司令坚决反对党政军领导机构迁往武汉，因为唐生智很不可靠，要去你们去好了，反正我不去！”蒋介石固执地打断了徐谦的话，会谈至此便不欢而散。
第二天，宋庆龄、鲍罗廷等人便不辞而别，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到了武汉不久，便开会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实力派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身在南昌的蒋总司令，不觉有顾影自怜之感。
“娘希匹！看谁斗过谁吧！”蒋总司令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别看你们现在闹得凶，将来看我一个个收拾你们！”他看着那在大雪重压下的松柏，抒发着他那具有鲜明个性的壮志，仍在懊恼自己不会做诗。
“报告总司令，王师长回来了！”副官进来报告道。
“嗯，是哪位王师长？”蒋总司令麾下有好几位姓王的师长，他不知副官说的是哪一位。
“是王柏龄师长。”副官答道。
蒋总司令一听这位在南昌妓院中失踪了多时的王柏龄，现在居然回来了，他不禁勃然大怒：
“他还有脸来见我吗？叫他到日本去，娘希匹！”
“是！”副官正要退出，蒋总司令却又唤住了他。
“总司令还有何吩咐？”副官问道。
蒋总司令却不言语，他走到办公桌前，用毛笔写了一个手令，交给副官道：“你去找俞飞鹏，给王柏龄五千块钱，叫他到日本去，不要再来见我了！”
副官拿着手令去了。蒋总司令心中的无名业火又升了起来：这王柏龄也太不知趣了，你这时候来，叫我蒋某人如何下台？按军法办了你吧，彼此又都是老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又何能服众？想来想去，蒋总司令只好以五千元打发走这位老关系，让他到日本去暂避一下。果然，后来王柏龄从日本一回来，他就委王当了江苏省主席，这是后话。
“报告！”
副官刚走，又来了一位作战参谋，递给他一份电报。蒋总司令接过电报一看，那两条又短又黑的眉毛倏地拧成两小团，似乎谁在他那高耸的眉骨上放了两小撮火药似的。他的火气已从胸膛冲到喉咙了——近来不顺心的事实在太多！这电报是刘峙从浙江衢州发来的。原来，江西全省平定之后，北伐军兵分三路，指向东南，以何应钦指挥东路军从福建进攻浙江；以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沿长江南路，直取南京；以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由长江北岸进出皖北，截断津浦铁路。蒋总司令的战略重点是占领江、浙和上海，这是东南富庶之地，那十里洋场的上海，又是他早年闯荡过的地方，有很大的潜势力，只要把这大片地区掌握在手，他便可以在南京建立政权。南京是中华民国发祥之地，孙总理在那里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并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蒋总司令既是孙总理独一无二之信徒，自己到了南京一挂上中华民国的旗帜，友邦一承认，便不怕武汉的那些人再唱对台戏。论军事实力，唐生智、张发奎虽然能打两下子，但他只要抓住李宗仁这位猛将和白崇禧这位“小诸葛”，再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扩大嫡系部队，便西可敌唐生智、张发奎，北可拒张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