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没有得到清算，在争论过程中，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又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周扬一方尤为突出。在这场论争中，周扬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在强调文艺家在抗日这个政治目标上的统一和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对文艺家各自在创作上的自由注意不够，要求所有的文艺家都以国防为主题，那就未免把复杂的艺术创作简单化了。这当然不只是周扬个人的问题，正是左翼文坛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来一向主张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论争的过程中，既强调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的联合与统一，又强调在文艺创作上的充分自由，在赞成或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左翼作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但不能作为创作口号，这是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是在这场论争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收获。至于在争论中你指责我搞阶级投降主义，我指责你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不可取的。总的来看，事情不具有这种性质，还构不成路线问题，一方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也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双方在政治上都是革命同志，而不是敌人。
对于这次论争，周扬后来曾在许多场合多次作自我批评，说自己那时年轻幼稚，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许多事情处理得不好，当时时局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应在党外充分酝酿，特别应当尊重鲁迅的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商量不够，又有宗派主义情绪，作为“文委”的负责人，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是有责任的。1961年3月，他在同电影《鲁迅传》编创人员的谈话中说，左翼文艺运动功劳很大，但有缺点，一个缺点是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左翼文艺运动也受到影响；再一个缺点是领导骨干作风问题，“领导作风大概有‘五风’，有时候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鲁迅是与我们这些人不同的。他懂得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对中国整个社会有深刻的观察。他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是单凭一股热情，而是经过自己深沉的思考和探索。鲁迅对我们的幼稚、有些‘共产风’、‘浮夸风’，把革命看得太容易，还有些‘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是没有的。要天天搬家，生活很苦，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特殊’）是不满的。鲁迅不喜欢‘革命空谈’，他讲究实际，赞成实干，实事求是。”（《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周扬文集》第3卷第280页）1962年11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时说，“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国防文学’提得很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都接受。‘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很通俗，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缺点是不能表现阶级立场，各阶级都可以有它的‘国防文学’。作为进步作家的口号是不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被攻击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都有宗派情绪，如果现在，你再挑动我也不争了。
那时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得东西，那么多人赞成，你来反对，不行。这些内部情况书中可以少讲些。文学史不是运动史，这些我最不愿讲。文学史还是多讲作家作品。要肯定‘两个口号’都是对的。提出‘国防文学’本来是要克服宗派主义，团结更多的人，可是结果连周围的人都不能团结，团结了周瘦鹃，却没有团结鲁迅，这自然是不好的。在争论过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义。”（《周扬文集》第4卷第238页）“文革”十年###结束之后，1978年4月29日，他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的访谈时又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的这些看法和分析，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与鲁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8 初到延安（1）
到延安去 受到鲁迅公开指名批评，周扬感到压力很大，很受压抑。这是周扬一生中第一次受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和挫折，“文委”书记的工作自然做不下去了，原来十分繁忙的他，现在很少外出活动，在家里过了一段冷冷清清的生活。苏灵扬这样回忆说：“一切明白了，胡风的文章、口号，是鲁迅先生请他写的。既然如此，两个口号之争从此停止。”“这时，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多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可以到生活书店向张仲实同志处多领一点儿稿费。我们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反倒较前宽裕些。这段时间约有半年左右，当时我不太懂，后来知道当时周扬不担任‘文委’书记了。”“我们从此就过了一段虽然冷冷清清，但比较安定的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些，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何况外界的生活是如此沸腾。‘西安事变’，我们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度过的。”（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
盟员的回忆》，《忆周扬》60－61页） 在这段时间，周扬除了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外，还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有《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论〈雷雨〉和〈日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后和到延安之前，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在文艺思想上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文艺的特殊性的强调，对于创作上的自由竞赛的提倡，对于文艺批评中的粗暴倾向的严肃的批评。周扬对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形象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本书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这时的周扬仍然认定：“我们要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民族的解放，国防文学的提倡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但与往日不同的是，善于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的他，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接受了有益的批评意见，对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作了纠正。他说：“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我们要养成一种自由竞赛的风气。
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质来取得在读者中的威信，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以政治思想的前进来弥补艺术技巧的缺陷，对于其他一切作家的一切严肃真挚的努力采取着一种轻视的态度，这是要不得的。因为前进的思想决不是宗派的东西。”“我们主张文学上的自由，正是为了要扩大于民族有益的文学的活动的地盘。”（《周扬文集》第1卷第228、229页）人们看到，周扬这个一心为革命、一心为民族的年轻人，从错误和挫折中奋起了。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是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
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周扬写下了对曹禺的剧作《雷雨》和《日出》的评论。文章批评了当时有的论者对《雷雨》的不正确看法，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上对曹禺剧作，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周扬可谓第一人。他说：“批评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作品中的缺点，更毋宁说是阐发作品之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雷雨》最成功的是人物的创造，作者对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对人物的描写非常忠实，“他仅仅把他们安放在一个阴森森的家庭环境里，那环境好像铁箍一样箍住他们，使他们在里面盲目地行动着，煎熬着，挣扎着，一直到死亡”，从而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他盛赞说：“《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作品，无疑地是一个错误。”（《周扬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很好的国防文学作品，当然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作家，他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却有他的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他对现实的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这样的作家，我们难道不应当拍手欢迎吗？”（同上，第200页） 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由于两个口号之争，在上海不大好工作了，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冯雪峰提议让他去日本，并说经费由组织上供给。周扬表示同意。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留日的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先后回国，周扬最崇敬的郭沫若也逃离了日本回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去日本了，冯雪峰也表示赞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8 初到延安（2）
周扬最后去了延安。这也是党组织的决定，同他谈话的是潘汉年。关于周扬为什么要离开蒋管区去延安，1978年9月，他在同香港人士赵浩生的谈话中曾这样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
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当时是我负责的嘛。我做负责人是在党遭到破坏以后，没有人，我才来做头。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要不然也有几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为什么要我来做头呢？所以现在人家批评我也是对的，因为你做了头嘛。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批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937年9月，周扬夫妇、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到延安去。
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周立波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为美国卡尔逊将军当翻译；林基路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被新疆当局盛世才杀害，成为著名烈士之一。
周扬等人到达延安的时间大约在11月初。最初与毛泽东的相见，令周扬终生难忘。那还是他刚到延安不几天的一个夜晚，毛主席提着一把酒壶，来到了他住的交际处，来探望他这位新来的湖南小同乡。他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从生活习惯到社会风情，无所不谈，唯独没有提的是上海文艺界的纠葛，两个口号的论争。随后，周扬还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两人彻夜长谈，毛泽东也没有提到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周扬很想向毛泽东反映一下上海文艺界的情况，特别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讲讲自己的错误，诉诉自己的委屈。有一次，他与毛泽东谈话，刚刚提及此事，就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似乎对事情早已了如指掌，无须听他再说。毛泽东只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委屈的问题讲了一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道理。“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周扬文集》第５卷第４页）
周扬不能不为毛泽东所折服，这些极富哲理的话，分析透辟，开人心窍，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话，周扬一生中不知讲过多少遍，经常用来勉励别人，包括同事和亲友，也勉励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同上，第４页）
肩负着民族的希望的延安迫切需要人才，毛泽东慧眼识珠，周扬这个才学出众、热情肯干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器重。
周扬到达延安之前，就和艾思奇、李初梨等人被陕北公学聘请为教授。他到达延安之后不久，便与成仿吾、柯仲平等组织“特区文化协会”。1937年11月14日，“文协”成立大会举行，周扬被推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边区“文协”筹备经过和意义的报告。这个协会先后设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1938年９月，他又与艾思奇一道组建了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以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周扬作为一个文化人物，活跃在边区“文协”各项工作中，活跃在陕北公学的理论研究和国防教育活动中，为开展边区广泛的文化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开辟理论和创作阵地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就任教育厅长、鲁艺副院长 周扬先在中央宣传部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就担任了边区教育厅厅长。时间约在1938年春。
8 初到延安（3）
为什么让周扬到教育厅工作？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党中央很重视边区教育事业，想尽快提高边区农民和干部的文化水平；二是边区政府没有设文化厅，文化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放在教育厅之内。所以教育厅，实际上就是文化教育厅，周扬所管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边区文化教育方面的所有工作。周扬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大学又学过教育，可谓人尽其才，应当说，组织上对周扬的工作安排是适当的，对他这个文化名人是相当重视的，是寄希望于他在边区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1938年2月13日，刚刚成立的国防科学社举行边区文化界反侵略大会，洛甫、凯丰、罗曼·罗兰等中外人士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周扬、何干之、艾思奇、陈伯达等为大会主席团，艾作报告，周、何、陈等作讲演。周扬在讲话中提出了“没有自由，文化就会灭亡”，“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的重要论点。他说：“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因为全世界受到侵略的威胁，文化界的任务，那是反侵略。……文化和侵略是根本不相容的。首先以侵略的国家来言，文化被毁灭，文化机关被摧残，文化人遭受打击，中国如此，西班牙也如此。再从侵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