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这样一来，又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几次”会议，顽固坚持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而不是卖国主义的元凶又不是刘少奇，而变成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刘少奇了。对于戚本禹的这篇批判文章，刘少奇在看过之后，立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第1056－1057页）其他几位谁也没有承认自己说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这话到底是谁说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无头案。至于说在“几次”会议上“大唱对台戏”，也甚为可疑。那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身处高位的领导同志如果真的知道毛泽东有上面所说的那样的意见，并且多次为江青所强调，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谁也不会“公然对抗”的。事实上，###当时确也曾约请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一篇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只是觉得文章“太激烈了”，未予发表。对于《清宫秘史》之所以没有像后来的《武训传》那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能是因为胡乔木、周扬等一些主管宣传、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同志对毛主席对《清宫秘史》的意见的分量不很知情，而对江青把问题夸大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又以为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因而不以为意，同时又觉得这是一部香港拍摄的影片，不宜大动干戈，所以，在客观上拖延了对这部影片的批判。如果这样的分析判断大致可以成立，那么，对《清宫秘史》停演而不公开批判，倒也不失为一个上策。
周扬后来为这件事“补课”了。那是在批判《武训传》已经过去三年半之后，行将批判胡风之前，他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对《清宫秘史》讲了如下一段批判的话：“这部影片虽然在全国一度上映之后就停演了，却没有像《武训传》那样受到严正的批判。影片夸大了改良派的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把光绪皇帝加以理想化，而完全颠倒了和诬蔑了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历史，给观众以这样的印象，似乎外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义和团，占领北京，驱逐中国政府是正当的。影片表示的思想是投降外国侵略者的卖国主义的思想。”可以看做这是对毛泽东要批判《清宫秘史》的一个交待。自然，在江青看来，这并不能消除周扬抗拒批判《清宫秘史》的“罪行”于万一。 。。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2）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了《武训传》，在京、津、沪上映后，受到一片赞扬，据统计仅这三个地方发表的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就有40余篇，有的文章甚至称武训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到1951年3月底以后，才逐渐有相反的意见出来，引人注目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影片。一场正常的讨论展开了。
杨耳即许立群，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许的夫人杜晓彬回忆说：文章发表约两天后，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许立群，约他去中南海谈话。毛主席对他的文章给予表扬和鼓励。毛主席说，文章对电影《武训传》及对武训的错误宣传未展开深入的批判。毛主席要许立群再写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并说文章写成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许立群当即说：“这样有分量的文章应由周扬同志写。”毛主席说：“大官不文，小官为之。”许立群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准备再写对电影《武训传》及对武训的错误宣传的批判文章。（《许立群文集》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第851页）周扬这个“大官不文”，就请许立群这个“小官为之”。毛泽东对周扬在批判《武训传》问题上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了。 周扬在《武训传》问题上的前后变化 周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起初应该说还是比较清醒的，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后来，随着政治批判气温的升高，他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革”中有材料揭发，周扬在审查通过《武训传》后，当有人问周扬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周扬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文化部风雷战斗组、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编：《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又有材料说，“当《武训传》上映，毛主席发现问题之后，立即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说：这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江青同志还没有来得及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旧###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旧###‘向太阳’战斗队”
编：《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罪恶史》）如果说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周扬的感受和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3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周扬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接着在4月20日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一九五年计划要点》中，又明确指出，“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因此加强对全国电影制片的思想领导已成为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周扬文集》第２卷第40页）接着，周扬在５月12日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的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中又说：“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电影的论战，暴露了我们许多同志在新的环境下政治上思想上变得麻痹起来，开始失去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思想上的锐敏，失去对敌对的和错误的思想的辨别与批判的能力。这种状态是和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所存在的自由主义作风有关系的；从领导责任上说，又是和我们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所存在的事务主义作风有关系的。”（《周扬言论文集》第2卷第63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布置批《武训传》。会议是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陆定一虽说自“七大”之前到1952年９月一直担任###部长，但他在建国初期不是###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实际主持人却是胡乔木。陆定一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过，###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陆定一传》第378页）当时###的会议，都是由胡乔木主持，由胡提出要讨论的问题，大家讨论，最后由胡作结论或分配到会的人做些什么工作。党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也不是由陆定一主持而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报告。有关批判《武训传》事情，如《武训历史调查记》等，毛主席都是直接批给胡乔木办理的。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3）
5月15日，周扬在会上讲了加强文艺工作的党的思想领导，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加强文化工作的普及工作等四个问题。在讲话中，他再次作自我批评说，“进城以后，特别在这一个时期，我在文联，在党的宣传部，都是管文艺工作，但是都管得非常少，非常不好。怎么不好呢？就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缺少思想领导，存在着一种事务主义的作风。……所谓管得不好，就是没有从思想上来管。”在报告中，周扬对武训进行了批判，他说武训办义学的事，可以肯定的说，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贫苦子弟服务的。大家捧他就是说他“为贫苦子弟办学校”，我开始也似乎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大家都研究这个事情，我越想他的好处越少，没有什么好处。真正的贫雇农恐怕很难进去，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成为地主阶级奴隶、仆从。“你说他有点改良主义，就是仅仅就他本来是想为贫苦子弟改变这种不识字的状况，使贫苦子弟由不能识字，变成能识字，在这一点上还是改良主义的色彩。那么，改良主义也是反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封建统治下的奴隶，不反对封建。因此，对武训，“在过去在今天都不应该表扬，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们不能赞成武训，武训是侮辱我们劳动人民的，是劳动人民的败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最好的工具，最理想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赞成武训，应该批评武训。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态度，然后才能严格地区别改良与革命、落后与先进、黑暗与光明、革命与反革命，否则就不能区别。”（《周扬文集》第２卷第69、81、83页）其中关于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一些提法，实际上都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毛泽东对《武训传》的看法，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他的看法。
5月16日，《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了几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５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毛泽东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4）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讲座，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文章尖锐、泼辣、气势磅礴、独到深刻，非毛泽东莫属。
这篇社论还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歌颂《武训传》和歌颂武训的文章及其作者、发表报刊，批评了1951年以后新出版的4本关于武训的新书，点名批评的作者达48人之多。
同日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进一步指出：凡歌颂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人，一律要做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对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传》及其讨论有关的干部，还应“作出适当的结论”。当时气氛之紧张，可以想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姚文元在他那篇声震全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笔者认为，与其认定它特有所指，还不如说是一种泛指，一种模糊概念，这样更具震撼力。当人们在最初听到之时，都无不在思想上感到震动，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概念产生的效应。就连周恩来总理都要因为自己在第一次文代会时曾问过《武训传》编导关于武训兴学的事，后来又审看过这部影片，都要向中央作检讨，说自己对《武训传》也有一部分责任。主管文化艺术工作的周扬当然就更需要认真检讨，积极战斗，争取主动了。他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上，文章报告中，不断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存在事务主义，缺少思想领导，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紧跟毛主席，重塑自己“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真诚努力和一片苦心。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周扬的这些检讨都说成是“假检讨”，他还揭批周扬说：“1951年6月4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并诬陷说这是周扬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红旗》杂志1967年第１期）于伶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周扬给他写信完全是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就以姚所引的那些片言只字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那里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呢？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杨耳《〈武训传〉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话，多达700余字。
７月２３日至２８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人民日报社、文化部组织，有江青参加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的这个调查记是在“先入为主”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事实证明，戴到武训头上的三顶大帽子：“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都是不能成立的。对这个调查记，毛泽东在许多地方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