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有许多具体的方式，不能形成只有这么一个公式，同时也不应当自觉不自觉地宣传恩赐观点。周扬还批评写干部也有一套格式，差不多干部都讲空话。他不无幽默地说：“这条相当严重，是不是我们的干部官僚主义比较多，所以写出来都比较空洞！？可能这也是个原因。影片中的干部不大做事情，不大行动的，出来讲那么几句话：‘你，这……很好！很好！依靠群众……’诸如此类。毛主席也感觉写正面人物写的不大好。而且成为格式了，甚至走路也有了个公式。我提个意见，是不是干部平常什么样就写他什么样子，因为农民也可以做共产党的干部也可以做领袖，不要另外去找个格式。”
（《周扬文集》第2卷第220－221页）
周扬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写人物，要写出人物的情感，不要怕别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他说：“我们在作品中，每每写到感情时，就不敢写了，怕露出小资产阶级感情来。如张伐同志演《翠岗红旗》中的二猛子，他说他不敢用感情，他的宗旨，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于他的慎重，结果把解放军演得不管见人见事都是不动感情。我们不应当把感情看成是个人的，而应当看成是代表群众的，这是感情的标准。这种感情可以引导并激动我们敢于去斗争，我看这种感情不但可以去描写，而且应当去描写。过去作品中没有描写，那是错误。如《人民的战士》中，刘兴告诉了小万父亲说小万负伤了，而小万的父亲都不敢表示悲痛，还有刘兴打回家乡，意外地看到了妻子和小孩，也都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如表现一下感情就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是违反真实的，因此也就不能引动别人的情绪。”（同上，第210页）1954年10月，他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对情感不要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动不动就以小资产阶级情感扣上去。小资产阶级还有进步的情感、向上的情感嘛！”“如果艺术都不感动，那艺术就要衰亡了。”他进一步指出，“作家的创造性是作家的个性，作家的个性是在创作中间起很大作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保护它、鼓励它，而是打击了它、束缚了它，就会给艺术创造带来很大的危害。”“有的作家很顽强，有的作家很脆弱，有一点束缚的时候，就把他摧毁下去了，他以后就按着公式写文章，他固然不暴露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却采取了公式的方法写，概念的写，变成你要我怎么讲话我就怎么讲话，你要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听领导的意见请领导指示好了。创造如果变成这样子，是没有前途的，是有点危险的。”周扬主张：“要让艺术家用他所熟悉的东西，所感动的东西，把这个时代从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角度表现出来，是按照他所感动的，他所认识的，他所观察的，而不是按照领导方面，或者是那一个人告诉他的。领导方面告诉他的当然重要，但不只是按照这个方面，主要是根据他所观察的，所体验的，所感动的，所感受的那个时代的真理在那些方面所表现的，或某一个方面所表现的时代的真理、时代的精神。这样就使得艺术创造的方面多样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关键问题。”（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中文系联合大队合编：《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 想看书来
17在曲折中前进（4）
关于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根子在于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策出发。他认为，政策是从生活中来的，是对生活规律的认识，根据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制定的；政策是观察生活的一个指南，但在观察事情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抽象的教条，一个“标准”，而是应当按照千百万人的实际去看，从千百万人的关系去看。这的确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作家、艺术家才能写出感动自己然后再感动读者的作品，才有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第二次文代会 毛泽东对周扬在建国初期所作的工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觉得他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他发现的，对前者他至今未批，后者也是在自己的发动下才起而批判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了。
1953年春，毛主席找周扬谈话了，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张光年回忆说：“1953年初，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所谓“政治上不开展”，“主要”就是毛泽东“觉得他在政治思想斗争中下不了手”。不久，他便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到湖南参加土改工作去了。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重要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没有让周扬参加。（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第８、９页） 不料在胡乔木的主持下，因为拟学习苏联取消文联，犯了一个错误，在大会报告已经起草出来，向毛泽东汇报时，引得毛泽东大为生气，于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张光年回忆说：“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它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第二次文代会。”
（同上，第8页）胡乔木主张仿效苏联的文艺制度，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等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而毛泽东不愿意事事模仿苏联，一听说因为苏联不设文联，我们就取消文联，他就十分恼火。他主张保留文联，是出于团结老辈文艺家的考虑，当然不是在各艺术家协会上面再设一个总的实际领导机关。
毛泽东对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的批评，并没有在周扬的思想上形成多大负担。他的境遇的迅速改变，一心一意要推动文艺战线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夺取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新成就，他心中的这点不快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1958年３月他在武汉大学向全师生员工作报告讲到个人主义问题时曾现身说法，轻松而坦诚地说：一个人嘛，一点个人主义的东西都没有，这个我不敢说。
你说我一点个人主义的东西都没有？有不如意的事情时心里很舒服？那我不敢讲，那是欺骗你们，因为我也是不太舒服的。可是有一点可向同志们摊开的：立刻觉得它可耻，不要去想它就完了嘛。
世界上的事不去想它，它就不成问题；想它，它就成了问题。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它如果能生产价值，如果这样一想，学问就提高了，能写出一篇文章，或有了一项科学发明，那么想一想也好。但是你那种想法，它不生产价值，只有一种作用，就是折磨人，把人折磨得很苦；再加上人家说你个人主义。只有这两种作用，除此之外，毫无益处。在这个社会里，人家说你个人主义，说你不开展，不开展倒不要紧，自己又折磨自己，不高兴，那又何必呢？如果不开展不吃苦，而是很舒服的话，那还差不多。世界上不是讲功利主义吗？总要有一点好处嘛！周扬的这番话在会场上引起了阵阵笑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诚然哉！ 。 想看书来
17在曲折中前进（5）
周扬回到北京后，先找了胡乔木，又找了毛泽东，然后就带着起草小组重新起草大会报告了。起草组除了原先的林默涵、张光年、袁水拍之外，又新增了刘白羽。毛泽东起用周扬代替胡乔木，重新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表明他对周扬还是信任的。
这次文代会于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文艺的主要任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原则；周扬作的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对第一次文代会以来文艺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创作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茅盾的报告就公式化、概念化作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克服途径；胡乔木在报告中重点阐述了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这次会议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批评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创作和批评中“现实主义的薄弱主要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即违背艺术规律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尖锐的批评和初步的清理。
周扬的报告的一个亮点是对于那种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的批评，对于艺术特点的强调。他认定：“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吸取来的。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和不少的作家，却往往不理解艺术的这个根本的特点。他们离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去追求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其结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环境中自然地、合乎规律地行动着、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听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傀儡；思想不是渗透在作品的艺术组织当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议论。作品中需要有人物好像只是为了请他们来解说各种具体的政策，而并不是具有高尚品质、思想、情感的人物的真实形象来感染和打动读者。”（《周扬文集》第2卷第242…243页）
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悲鸿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了。周扬在他病势垂危，弥留之际，赶到医院，亲眼看着他去世，并守候他的遗体入殓。在中央美院举行的徐悲鸿纪念会上，周扬说：徐悲鸿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画家，卓越的艺术教育家。他继承了中国民族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吸取了西洋古典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他的艺术创造中，表现了高度技巧和浓厚的民族特色的结合。他的作品表现了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倾向，他在艺术创造上的勤练笃学的精神，足为大家的楷模。几十年之后，他在徐悲鸿纪念馆落成开幕式上依旧沉痛地说：“一代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徐先生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对我国的美术事业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事隔将近30年了，至今想起来，我还感到悲痛和惋惜。”（《周扬文集》第5卷第486页）
在这次文代会前后几年中，周扬反复强调，文学艺术必须以人为中心，写出生动的、有生命的、有个性的形象。在他看来，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最大问题就是“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妆表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是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同上，第151页）1955年2月20日，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30年代就已提出过的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想的观点。他说：“艺术的规律是什么，艺术认识现实的手段是什么？——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现实的，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不是艺术没思想，任何艺术都是有思想的，和科学、政治不同的地方是艺术通过形象表达思想，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他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区别也有联系，艺术没有逻辑思维、没有概念就不能活下去，因为逻辑思维反映了客观规律，因此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但逻辑思维又不能代替形象思维，否则，那可以说是一篇革命的文章，是宣传品，但不能说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作品的思想价值，不在于表现政治运动、生产过程。……应该运动是背景，中心是人，这人不是你的工具，不是傀儡，不是作者是可以支配的，人，是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按照客观的规律行动，要创造这样的人。现在的人没有独立性，去掉也可以，加一句话，少一句话都可以。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周扬文集》２卷第336、337、341页） 。 想看书来
17在曲折中前进（6）
关于艺术的根本特点是形象，没有形象便没有艺术，这一点，周扬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关于艺术的特殊规律是形象思维，强调形象只能从生活中来，中心的问题是写人，强调要求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强调“艺术作品中要有生活的真实，要有道德的力量，美的力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同上，第339页），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政治议论的传声筒，则是他针对当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达到的新认识。他对艺术特点、艺术规律的认识，对概念化、公式化的批评，可谓相当深刻和痛切的了。
在这次文代会上，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内，周扬对他过去曾经讲过的生活第一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认为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的基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的原则。1951年11月24日，周扬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中说：“谁也知道，要创造真正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作者必须广泛地深刻地观察生活，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基础。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原则。”（《周扬文集》第2卷第136页）他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又强调说：“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离开了群众，还能有甚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的描写，还能表现得出甚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同上，第150页）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着重强调的，依然是创作“不要从条文概念出发而应从生活出发，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同上，第230页）他对生活又作了非常广泛的解释，说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有政治生活、社会活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内心世界、周围环境等，不要把生活理解和表现得太狭隘了。这一切表明，周扬在实践的磨练下，开始排除政治的干扰，再次高扬生活第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