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开幕，周扬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这个报告的中心主题，也是会议的中心主题。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一次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惟一的一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3月５日，刘少奇特意接见了周扬、刘白羽，谈了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对文艺的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品头品足太多了。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简单粗暴提出了批评，并且说：“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无论是代表党委或政府，都应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7页）他还强调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至少懂得一种外文，为成为一个大作家打好基础。他还强调要重视编辑工作，提出建立文学基金。刘少奇很少就文艺问题讲话，周扬、刘白羽听了非常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对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４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以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随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周扬对斯大林错误的被揭露态度鲜明，他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中说：“不管这个批评的本身怎样，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解放，迷信破除。斯大林是最被人尊敬的，并且在今天还是一样被尊敬的，但就是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对他也不可以迷信。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起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周扬文集》第2卷第405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2）
与作协理事会同时召开了省市文艺处长会议，接着于３月15日至30日，作协与团中央又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个人崇拜是旧社会的遗产，封建社会崇拜皇帝，资本主义社会崇拜个人主义英雄，我们的青年应当有他自己的个性，写出的作品也应当有它的个性，使个性全面发展。他再次宣传了毛泽东在个性问题上的主张，他说：“个性有两种，一是创造性的个性，一是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个性与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相联系；破坏性个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联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集体主义个性是和群众在一起，它的力量是从群众中来的。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就是创造新的个性，社会主义的个性，这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任务。”（《周扬文集》第２卷第375－376页）至于什么是周扬心目中的“创造性的个性”，他并未详谈过。
他在《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一文中说：“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民主、自由、平等是他的基本概念，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他的‘歌唱的节目单’。”“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象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朗，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同上，第362页）这种“新型的人”是否就是周扬所说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个性”的人呢？
看来，二者至少是有某些相通之处或共同之处的。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对青年作家们讲了如何具体理解世界观问题。他说：“世界观是在文学方面一是政治原则——为人民服务的；一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怎样从生活出发，怎样忠实于生活。……我们对文学就是看这两条原则。文学任何时候都是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是要忠实于现实。”（同上，第377页）被人们弄得高深莫测的世界观问题，经周扬这么一说，倒简单明了多了，作家只要把握住为人民服务、忠实于生活这“两条原则”就可以了，不必再为政治问题焦思苦索、左右为难了。
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说，现在的文学作品写矛盾冲突不够，主要是对生活了解不够，把错综复杂的矛盾看简单了。矛盾有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个人内心的矛盾。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又产生了。作家要善于区别各种不同的矛盾，善于掌握不同的矛盾。正面人物的缺点可不可以写？有人不敢写，我同意写。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谈到创造正面英雄人物的时候，曾经强调要把英雄人物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认为如果正面英雄人物具有品质方面的缺陷，那就不成其为正面英雄人物了。至于英雄人物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周扬文集》第２卷第252页）这个看法，当时就传是毛泽东的意见。现在，周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没有再重复这些论述，只是反复强调作家应该多方面地理智地去观察生活，深刻地理解生活，追求生活的真实，从生活出发。如果是写一位领导，就应表现他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一点，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表现他是怎么做好工作的。不妨把这看做是他在写英雄人物问题上所作出的一次调整，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４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27日，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FJF〗NF223〖FJJ〗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FJF〗NF223〖FJJ〗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3）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在实际研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最近开了一次会，周扬的那篇文章，我说不要搞什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
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政治思想要掌握，一个公式主义，你怎么反对，这反而会使我们分散精力，忽视抓政治思想问题。还有，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毛插话：《乌鸦与麻雀》，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新四军还没有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陆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史出版社，第414－418页） 会上，此时北京满城争说的昆曲《十五贯》也成了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这是浙江省苏昆剧团来京演出的一个剧目。周恩来此前曾称赞“浙江做了一件好事，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从“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谈起》。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在陆定一发言的过程中，周恩来插话问陆定一：“最近看《十五贯》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
在上海是命令各机关去看，在这里据说是第一次上演时只卖5张票，罗瑞卿同志看了提倡起来了。”毛泽东也插话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同上，第417－418页）会议气氛活跃、轻松而又生动。对于昆曲《十五贯》，周扬也认为是戏曲改革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又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同时在演出上保持了原有的高度的技巧。”
它的成功，一是由于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克服了对戏曲方面的粗暴干涉；二是因为戏曲在人民生活中“根扎得很深，它在人民生活中早就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作家，应该解决他们对生活和对传统的关系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第479、407页） 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0－491页）。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4）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老7卷，人民出版社，第54－55页）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针提出，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前面已经讲过，“百花齐放”是1950年戏曲工作会议上一位老艺人提出来的，周扬认为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便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最早提出是在1953年７、８月间。当时，中央决定要###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７月26日###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当时两位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始，郭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的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这就是“百家争鸣”首先从历史研究而发的原因。几年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口号已经无人不晓，可是“百家争鸣”却一直没有公开讲过。直到这时，“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才因时应势连在一起，作为党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方针闪亮出台了。
５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谈各种意见。
此时的毛泽东是赞成在学术上进行自由争论的，哪怕是涉及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允许讨论而不应禁止。当时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毛泽东为此事给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