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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回到湖南益阳家中。湖南在五月“马日事变”之后，到处抓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家乡不可久留，他的组织在上海，他要赶快回去，在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他没住多久，就告别了家人，又回到了上海。
他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两个多月前的情况相比，这里已是一切皆非了。党的组织没有了，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夏钟润也已去了日本。自首的自首，消极的消极。周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组织关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苦闷和孤单。
此时，周扬已读到大学三年级，离毕业还有两年。他对大夏大学本来就极端不满，现在更是度日如年，还要再熬上两年的时间，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转入了高师科，改学教育专业，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毕业证书。他一拿到毕业证书，就东渡日本，去寻找组织关系，寻求革命的真理去了。
周扬于1929年初到达日本。那时的日本，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知识界正处于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之中，普罗文学十分繁盛。日本的左翼文###动开始于20年代初，各种左翼文艺组织很多，除了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之外，还有劳农艺术家联盟、前卫艺术家同盟，全国艺术同盟、斗争艺术家联盟、左翼艺术家同盟、农民文艺会等。后来，共产第三国际作出决议，日共的福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于是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于1928年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总同盟，并接着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日本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国度，马列主义和苏联方面的著作翻译介绍非常之快，也非常之多。那时的日本对中国的进步青年很有吸引力，很多人都往那里跑，去那里取“火”，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火”，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之“火”，普罗文学之“火”。 周扬来到东京，住在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这是一座两层的木屋，约有二十来个房间，住在里面的多是留日的中国人。周扬住下之后，一是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二是拼命阅读左翼文艺书籍。他见到了夏钟润，可是夏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这是一个“左”倾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沈西苓、许幸之等都是它的成员。周扬不懂日文，主要是看英文书。他后来回忆说，他常到有名的丸善书店去，那里有很多英文书刊，他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每次去都要买很多回来。令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夜市，书都摆在地摊上，价格很便宜。在这期间，周扬看得最多的是英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也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很欣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还产生过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他经常和同住“国师馆”的邻居方信讨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给比他小几岁的谭林通介绍读有关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品。
周扬的“左”倾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有一次他到一个左翼团体去找人，那里已被日本警署搜查过，他要找的人被逮捕了，周扬找上门来，警察就把他也给抓了起来。他和一个“左”倾的日本朋友一道，被关进小石川区警察署的拘留所里。警方虽然早就盯上了他，但并未掌握什么证据，经过搜查他的住处，也没有找到任何罪证。在审问时，周扬自辩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没有任何活动和组织关系。警方把他关了一个月，什么犯罪证据也没有发现，最后只好取保释放。保他出来的是方信和谭林通，这两位他到东京来以后才结识的新朋友。
从拘留所被保释出来之后过了一两个月，周扬就搭乘海轮，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留日期间，党的组织关系没有找到。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方面的知识倒是学习了不少。普罗文学此时正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上海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年方22岁的周扬离日回国，此其时矣！他立即投入到红色文艺的行列中来，犹如蛟龙入海，左翼文化运动翻江倒海地闹腾起来了。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1）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从“跑龙套”角色到“左联”常委 周扬是1930年夏回到上海的。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赤色群众，参加了“剧联”的一些活动。他经方信介绍，认识了“剧联”负责人之一名乙。方信和名乙都是田汉的“南国社”的成员。
名乙回忆说，周扬开始没有参加“剧联”，只是经名乙介绍参加了进步剧团“摩登社”。后来剧团解散，才和其他人一起进入“剧联”。
“9·18”事变后，“剧联”党团书记同意让周扬参加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的演出，演一个红军战士。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一口湖南话，土音很重，别人听不懂，剧中的这个红军战士不说话，所以就让他去扮演这个跑龙套的角色。周扬在“剧联”期间的活动，人们能够记得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了。
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革命事业需要年轻有为的人。
他加入“左联”不久，便被推上了常委的工作岗位。这一年，他23岁。
此时，他还是一个没有同党的组织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外青年，也没有重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曾这样说过，从客观原因来说，是由于对当时党的错误路线下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态度的不满。“我那时并不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和基础。但使我长久不能忘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的，是当时遇到的一位区委同志对左翼非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极令人难堪的鄙夷的态度。当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且正式这样说过：要谈马克思主义，就要是党员，否则就是空谈，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耻的行为。……从此我见了他们仿佛感到羞愧，局促不安，我渐渐避免见他们了，我孤独地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地生活着，成了一位朋友批评我们的所谓‘革命的高蹈派’。”周扬感到，现在自己已经成为“左联”的一员，而且是常委了，不应该再留在党外了。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
由同是“左联”常委的冯雪峰同他谈了一次话，很快就被通过吸纳为中###员。没有冯雪峰的赏识，他就进不了“左联”常委，恢复不了党的组织关系。周扬对此一直心存感念，多少年之后，还不时提起。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它以鲁迅为首，成立于1930年。左翼文学，或曰普罗文学，是一个国际现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左翼文学的发祥地。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其“左”的影响并未肃清，随之出现的“拉普”更“左”，从20年代到30年代，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世界各国的革命文学者纷纷起而效仿，影响及于全世界。
左翼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动，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性强，集中体现在文学与革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政治而忽视艺术。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都是受该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领导人不少都是革命家。他们都主张文学应当充当革命的武器，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片面强调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以为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必然会产生优秀的作品，鄙薄艺术技巧、轻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严重。思想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各国左翼文学的通病。这一切，不仅可以从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找到根据，尤其可以从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苏联“拉普”那里找到源头。
中国左翼文###动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发生的。正是在这前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围绕着“革命文学”这个问题，各进步文学社团和个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五四新文学被作为资产阶级文学而遭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成了“革命”
的对象，被攻击为“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内战争的残酷进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特别是苏联的极“左”思潮，对年轻的中国左翼文###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场论战的积极意义是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的发展。但是教条式地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对中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缺少了解，在对鲁迅的态度上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鲁迅在这场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左翼文学当之无愧的领袖。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2）
关于中国左翼文###动的弱点，鲁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左翼作家脱离实际斗争，不了解旧社会和旧势力，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单是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左翼文###动的领导人，大都是一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者。
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从革命实际斗争的前线退到文化工作岗位上来的，有的身上还带着火药味，有的带着忿激情绪，还有一些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大都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虽然有一股革命的锐气，但都还很幼稚。这些人都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但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来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有所流露，很容易接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左翼文###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革命文化运动。但是，“左联”的成立，只是从组织上解决了一些党员文艺工作者同鲁迅之间的团结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认识“左”倾思想的危害，认真清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一些党员干部都很年轻，思想上存在着不少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东西，对鲁迅在革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很不够，对鲁迅尊重很不够，对非党文艺家的团结同样也很不够。
这样一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左联”的成立而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日后还会在左翼文坛上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周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上了左翼文坛的领导岗位，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开始了他跌宕多姿，既辉煌灿烂又充满失误，既雄伟壮丽又不无悲怆的可歌可泣的一生。 激情燃烧的红色文艺鼓吹者 “左联”前后有七任党团书记，他们是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FJF〗NFB38〖FJJ〗、耶林、丁玲、周扬。七人中，一般任职只有几个月，仅冯雪峰任职两年，最后一任周扬任职时间最长，从1933年到1936年“左联”解散，共计３年。周扬是左翼文坛的产儿，必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左翼作家的特色。
左翼文坛，与其说是听党中央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听共产第三国际的。当时，对苏联文学那可真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对其他各国的革命文学也是情有独钟。周扬也是这样。从他写于1929年初的第一篇论文《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可以窥见当年他对革命文艺的基本看法。这篇文章一开头便盛赞辛克莱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宣传者，十分赞赏他说过的这样的话：“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抵是故意的宣传。”在当时的革命文艺家中，普遍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而是自己的作品的宣传鼓动的力量怎么样。周扬在步入左翼文坛时候，他的文学评论便鲜明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阶级的印记，便是以政治为中心建立他的文学主张的。
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一批苏联文学和其他各国革命文学的文章和翻译作品。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苏）柯仑泰夫人：《伟大的恋爱》（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长篇小说，与立波合译）、F·panferov V·Ilienkov：《焦炭，人们和火砖》、果尔德：《罢工》、（苏）潘菲洛夫：《田野的姑娘》、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小说）等；翻译的文章有：Calverton：《普罗列塔利亚艺术》、Scott·Nearing：《艺术中的黑种人》、弗理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果尔德自传》、《夏士勒德百年忌》、（俄）吉尔波丁：《伟大的高尔基》、（美）库尼兹：《新俄文学中的男女》、G·munblit：《巴别尔论》、V·白林斯基：《论自然派》等；撰写的作家及文学界的评介文章有：《美国无产作家论》、《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夏里宾与高尔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果戈理的〈死魂灵〉》等；此外尚编有《果尔德短篇杰作选》、《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从这些译著，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发展革命文学付出的辛劳，也可以看出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治史功力。特别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3）
那是一个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追求真理，就是革命、革命、革命。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革命，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可以阻挡得住他们。他们真正是既不怕死，更不怕苦，旺盛的战斗热情，顽强的革命斗志，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构成了左翼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左联”的盟员大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元钱6张的饭票（一顿饭2角，买1元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他们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费被房东驱逐，经常一顿不吃饭。作家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在一个破旧嘈杂的弄堂里找到了叶紫的家，见叶紫和母亲、妻子、孩子三代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当时已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了，但他的孩子在吃比西瓜便宜的菜瓜。（参见陈明远：《看看三十年代文人生活》，《纵横》杂志2000年第2期） 周扬虽是“左联”常委，后来又是党团书记，但他的生活来源，也是靠其夫人吴淑媛娘家的帮助和自己写作赚钱维持，组织上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