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闭幕前夕，周扬召集参加大会的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负责人开会，他在讲了一些这次大会开得好，党中央重视，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等之后，把话题转到了防止简单、粗暴的问题上，又讲了一通与大会报告调子不同的话。其要点，根据黎之回忆是这样的： 好经验不要宣传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
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搬教条，现在到了新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应该有新发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
我在报告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的旗子丢掉。
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
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不要简单化，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包括道德、知识、美的教育。思想知识——真，道德——善，美——美感。不能把人变得简单、愚蠢、狭隘。要使人有丰富的知识，崇高的道德，很高的审美能力。
艺术毕竟是艺术。中外古典文艺遗产，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情感的结晶，创作技巧是思想艺术的结晶，我们要批判地继承。18、19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首先要“拿来主义”，出版、学习、研究这才能真正地批判。
大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不能强求一律。群众创作不要以为都好。我们反对个人主义，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应该承认，有些国家文艺上水平比我们高。要鼓励创作，提倡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标新立异吗？（黎之：《文坛风云录》第260－261页）
周扬明白，中国一时当然还不可能产生尖端作家和尖端作品，也不可能有什么文艺的高峰，他们“在夹缝中斗争”，苦苦地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在为将来出现这样一个繁盛的局面做点开路的工作而已。这一年的3月，他在一次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的报告中曾不无调侃地说，恩格斯说人类在未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是处于前史时期。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历史，我们都是前史时期的人。将来后人看我们的时候，就犹如我们看野蛮人一样，觉得那些人整天反什么个人主义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呀，不觉得是怎样，闹不清楚。他们也许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了，说那些人当时那些斗争还是很需要的。虽然他们自己没能写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后来伟大的作品起来了，他们大概还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如果后来人给我们作出这样一种结论，那我们也就可以了。
这次大会历时23天，于8月13日闭幕。在选出的文联和各协的理事中保留了冯雪峰、丁玲、舒群、黄药眠、黄源等“右派”，以体现革命文艺队伍的广泛的团结。会前，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周扬第二次专程前往北大荒看望丁玲，请她出席这次文代会，并做好准备，在会上发个言。“文革”中中国作协的一个群众团体编的一份小报揭发批判说，周扬从1959年到1962年“三次阴谋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企图把丁玲安置到作家协会。但因农场群众和党组织强烈反对，阴谋一直未能得逞。”三次文代会时，作协召开理事扩大会，“周扬坚持调丁玲等一群右派来参加会”，丁玲在会上作了“吹捧美化自己”的书面发言，“周扬积极呼应，在会上大谈丁玲，并公然称这个老右派为‘同志’。尤其罪大恶极的是，会议期间，竟然叫这个大叛徒参加了毛主席接见。”批判者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所讲之事实基本上是可信的。只是请丁玲等一批“右派”
人物回来参加文代会并不只是周扬的意见，而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丁玲能够回京参加文代会，周扬又在大会上称她这个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为“同志”，处于逆境中的她听了心里自然感到高兴。她在激动之余，提笔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参加了这次学习，真是在我新生中给了无限的力量。我感觉到我的改造不只是因为我犯了错误才要改造，并且因为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我还有很大的责任才要彻底改造的，因此我更有信心，我要回到你那里来。我觉得我同你很接近。我老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常常怕说出来。”（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文学战报》编辑部：《文学战报》1967年8月20日第24、25期）
并表示想和周扬见一面。会后，由作协秘书长张僖安排，周扬和丁玲在张僖的办公室谈了大约两个多钟头，据事后张僖观察，两人都还比较愉快。这说明三次文代会贯彻党中央的意图，在团结革命作家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是好的。当然，丁玲等人的遭遇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变，此时还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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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1）
两个文艺工作方面的会议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当时，针对主要由于“大跃进”、“反右倾”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很快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是我们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理论上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时期，也是周扬在思想发展、文化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
周扬在这个时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了《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的制定，一件是主持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选。前者是党在文艺工作方面政策的重大调整；后者是高等学校建设的基础工程。
早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纠“左”之后，周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努力纠正文化工作中的极“左”倾向和错误，就准备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1959年6月，他在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问题上，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是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要立一些法，要有一套章程，以便大家遵守。否则，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了某个地方或者碰上某个文化局长，他就要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你怎么办？所以要立一些章程，立一些法。当月，周扬与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萁芳、张光年等在北戴河开会，就改进文艺工作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方案，共十个问题，即后来的《文艺十条》。其中有政治与艺术、题材多样化、遗产问题、领导问题等，准备在年底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讨论贯彻执行。不料政治气候风云突变，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周扬在文化工作方面纠“左”的工作只好中止，原来计划纠“左”的文化工作会议，也改弦更张，转而反起了“右倾”、“修正主义”，批起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
八字方针提出以后，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着手制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即《科研十四条》，重申在科研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周扬闻讯，重提制定文艺条例一事。于是，在周扬、林默涵等人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开调查会，并准备有关材料。周扬亲自出马，到上海、杭州进行调查。林默涵等###领导同志在京召开了电影、音乐、美术、戏曲、话剧、报刊文艺编辑等座谈会；同时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也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进行调查。材料的准备工作量较大，重点是关于文学艺术的规律、创作理论和领导方式等。马、恩、列、斯、毛论知识分子和艺术规律，中外古典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的论述，苏联建国以来一系列关于文艺的指示、决议，以及有关材料，分门别类摘要编印。这项工作由###文艺处和各协、文化部门研究室、刊物编辑部合作进行。
一场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战役打响了！
1961年2月，周扬对文艺界领导同志说：“题材问题是根本问题，应当写出文章。”3月，《文艺报》发表《题材问题》专论。
此文由张光年执笔，经周扬、林默涵反复修改审定。文章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力主“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此文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月，《文艺十条》初稿写出。起草人有吕骥、蔡若虹、张光年、袁水拍、郭小川、伊兵、李曙光（黎之）。起草前，周扬讲了几点意见，据黎之回忆，一是关于成绩、几次运动不要提了；二是不要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小平同志说不要提；四是关于马恩提的艺术的发展不平衡，希腊艺术的永恒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诗的敌视，还有异化，资产阶级文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形成了世界文学等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一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2）
（黎之：《文坛风云录》第283－284页）前三点，起草中体现了，最后一点，非常重要，但也许是因为太理论化了，起草中未展开讨论。
6月1日至28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参加会议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文化的宣传部长和省文化局长。中心议题是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的初稿。与此同时，6月8日至7月2日，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京召开，讨论《文艺十条》和《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即后来的《电影工作三十二条》，这次提交会议讨论时只有二十五条）。周扬在这两个会上分别作了长篇讲话。
周扬在头一个会上说，文艺工作座谈会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改进领导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各地回去在传达、讨论、修改《十条》的过程中，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可以批评，也可以推翻。从地方文化局、宣传部到中央文化部、中央宣传部、都可以批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文件中有些意见，你们觉得对，能办到，就可以马上做；有疑问，也可以不做，等中央正式文件。在谈到配合问题时，周扬说，人首先要吃饭，要穿衣，然后才要求看戏、读书，这是一个规律，一个真理。文化、教育搞得慢了、少了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配合；过多过快，也不能配合。什么事情都大办，就不能配合，必须是有的大办，有的小办，有的不办，才是配合。当前要下决心适当地放慢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压缩文化事业的规模，集中提高文化工作的质量。这就是配合。“配合政治不等于要所有的文艺作品都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可以写中心任务，也可以不写，不一定都写。”总之是“有配合的，也有不配合的；有直接配合的，也有间接配合的；有配合当前的，也有长远的。”“如果我们能把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产的关系弄清楚，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律问题就解决一半了。”（《周扬文集》第3卷第343、344、345、346页）在谈到文艺规律问题时，周扬说；“我们第一要承认文艺有规律，第二要承认形象思维有特点。……艺术的规律就是要引起读者、观众的共鸣，引起情感的交流，这是推翻不了的。如果演一出戏而引不起观众的共鸣，那只能说明演出的失败。什么东西引起观众的共鸣呢？形象的力量。在文艺作品里，逻辑思维是基础，要有世界观作为指导，但是起作用的则是形象思维。”（同上，第349页）关于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周扬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始作俑者”，把批判遗产同批判修正主义并提是不妥当的。批判修正主义是###，批判遗产是学术研究。虽然也讲过不要把二者混淆，但还是混淆了。同时在批判的方法上，也没有做到细水长流，而是造声势、搞运动的办法，结果，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的问题上，搞到反对杜甫的“和平主义”。文化部提出要“蔑视关汉卿，超过关汉卿”，电影方面提出要“蔑视《白毛女》，超过《白毛女》，蔑视《夏伯阳》，超过《夏伯阳》”；等等。以至从文艺方面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一直搞到“打倒牛顿三定律”。周扬说：“我们也简单，但看到比我们更简单的也受不了。”（同上，第355页）
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扬要求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电影厂要实行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生产民主。过去受批判太多了，有些文艺家提出能不能划出一个“边缘地带”。周扬说：“同志们用‘边缘’二字，有深意存焉。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
深渊太多，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边缘是边缘，掉下去不要说成是掉入修正主义，就说是掉入一个小小的错误。……现在我们不搞万丈深渊，只搞一丈或5尺，掉下去也没有关系，无非是艺术手法表现不恰当，对生活反映得不深刻、不全面。……要鼓励艺术家大胆一点，让他去试。”（同上，第378页）周扬集中谈了人性问题。他说：“在人性论的争论上，我们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同上，第381－382页）有没有人性？当然有。人性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从没有阶级的社会，到很长时期的有阶级的社会，将来又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从没有阶级性的人性，到有阶级性的人性，将来又是没有阶级性的人性。最理想的人是消灭了阶级以后全面发展的人。周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很有头脑人，是思想丰富、感情丰富、趣味丰富的人。这种人既有独立见解，不盲从，又有纪律精神，是把个人的努力和集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的人。他认为从文艺来说，要写人性，写个性。他说，“典型是一个人，他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一个阶层或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特点，这是需要的，但是首先他还是一个个人。个性化和典型化是统一的，没有个性化，你那个典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人物是死的。”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3）
（同上，第390页）“我们现在作品里也有矛盾，但写得很轻微很表面化，人物的内心矛盾和人物间的矛盾，都有点不敢展开，还没有成为矛盾就解决了。实际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写得简单化了。
文学作品要强调写人的个性，文学家要深入观察生活中不同人物个性，要以生活中接触过的人，观察过的人作为基础。”（同上，第391页）周扬在谈到艺术规律的问题时强调说：“无论是封建时代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艺术，外国人的艺术，中国人的艺术，都是要形象思维，要有情、意、境，要能感染人，要引起共鸣，这是共同规律。”
（同上，第393页）他说，最能引起人共鸣的莫过于生活